随着社会法制的进步,公民自我权利意识增强。正当防卫制度正逐步成为我们国家乃至世界上关于自卫免责的重要法律制度。正当防卫制度的有序运行不仅仅涉及到社会正义感,也与政府部门的司法公信力息息相关。制度差异和立法现状都直接决定了正当防卫制度执行力的高低。正当防卫制度的制定是国家政治走向的必然选择,正确处理好正当防卫案件才能更有利于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但是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过于谨慎,甚至为正当防卫成立设置了较高的门槛,直接导致司法机关对类似于欢、邓玉娇案件的处理引发民众争议。法律源于生活,公众对案件处理结果的质疑也直接反映了其对法律的质疑,大大降低了其对法律乃至国家的敬畏。当然,实践中也不能盲目迎合公众对于正当防卫的舆论态度,任意降低或者取消正当防卫的认定门槛,司法上仍应坚持客观主义的立场。本文通过资料的收集整理,立足于司法实践,结合域外法律制度,分析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现状以及困境,从概念界定以及社会因素两方面寻找成因,最终提出完善具体的适用对策,达到改善司法实践的目的。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社会关注度高的“于欢正当防卫案”入题,对典型案例进行梳理与分析,案件中主要争议焦点为是否存在不法侵害以及防卫限度问题,进而从争议焦点中映射出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制度适用的问题。第二部分,立足于上一部分典型案例以及司法实践现状,对当前适用问题进行梳理,集中体现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境,归纳主要困境为对认定标准不清和司法适用不规范两个方面。进一步深入分析正当防卫适用困境的成因。从要件因素以及社会因素两个维度进行剖析。在司法实践中因对正当防卫的理解不够深入,造成对不法侵害、防卫意图、防卫限度的理解偏差。同时由于传统理念、普世价值观、司法制度的影响,共同导致正当防卫适用的困境。第三部分,结合上述困境中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问题进行中外对比研究,吸纳域外对防卫标准的认定优势,力求对认定标准合理化。第四部分,在厘清成因的基础上,针对性提出对策。从内因角度,对不法侵害的界定应坚持客观主义原则,关注法益是否受到侵害,避免对不法侵害认定的限缩;对防卫意图则应减少对认识的限制,剔除道德因素的附加影响;对防卫限度防止割裂衡量,充分考虑行为限度与结果限度的因果关系,防止陷入“唯结果论”误区。从外因角度,为应对实践中复杂多变的形势,以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的方式来明晰相关概念,对于司法机关遇到的争议,及时回应和解读,改良对司法人员考核机制,实务中适度结合民众观念,接受社会监督,推动司法在阳光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