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权为与人的尊严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生活权。我国宪法并未直接规定生存权，因此对生存权宜采用“透过传统自由权之功能开展而来的社会权”的性质界定，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护应当批判地继承日本、台湾宪法解释学的生存权保护路径，采用从生存权——宪法权利——纳税人一般权利的从应然到实然的保护路径。因此，个人所得税法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护也具有了法律意义。我国与税收国家的相容性，要求个人所得税法尤其应注重国家课税权与纳税人生存权的紧张关系，防止课税的无度而导致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侵害；实质法治国要求个人所得税法必须坚持税法正义，维护纳税人权利，尤其是生存权；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税、属人税，并具有再分配功能，这要求在课税时必须注重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护。个人所得税法以量能课税为基本原则，个人所得部分只有超出个人及其家庭最低生活水准部分始有负担能力。因此，应将与纳税人生存有关的费用，即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个人的和家庭的费用都予以扣除；综合税制模式能全面考量纳税人收入和负担能力；累进税率体现了“向富人多征税来救济更多的穷人”的朴素的生存权保障思想；以家庭为纳税单位能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因素；物价指数连动机制能防止不具负税能力的纳税人因“隐形增税”而被迫纳税。我国个人所得法对纳税人生存权的保护还存在不足，结合我国国情，个人所得税法应完善生存费用扣除制度，采取综合所得税制模式和累进税率；引入家庭纳税单位和物价连动机制；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引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负所得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