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中华民族亘古传承的美德。汉代确立了“以孝治天下”的孝治理念,使原本属于家庭伦理的孝道扩展到国家政治、社会层面,成为全社会普遍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东汉光武中兴,继承西汉的孝治理念,着手对儒士阶层进行吏化改造,最终形成了士大夫阶层,成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士大夫作为东汉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文化知识的精英阶层,他们以儒者自居,积极践行儒家的孝道思想,使社会上涌现出了大量的孝子贤孙,有力地促进了东汉社会的重孝风气。东汉在实施孝治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孝道,不仅《孝经》成为全社会的通行教材,而且还出现至孝选举,官府通过褒奖孝行、惩罚不孝,扩大了孝道思想的影响范围。东汉家庭更是注重从小培养子女的孝德意识,使得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谨遵孝道,积极履行为人子者的应尽义务。就东汉士大夫的孝行而言,主要体现为对父母亲属的孝行,对非亲属师长的孝行和移孝作忠三个方面。东汉士大夫非常重视对父母的事生之孝,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孝行实践着对父母的孝道,特别是对于后母的孝养,不管后母严酷还是慈爱,士大夫都能事之如生母,显示了士大夫较高的道德品行。与西汉士大夫相比,东汉士大夫更加重视对父母死后的外在形式化的孝,“居丧过礼”已经成为当时士大夫有意识的主动行为。同时,在忠孝关系上,到东汉末年逐渐出现了重忠轻孝的趋势,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忠汉之臣,有力地捍卫了国家政权。东汉士大夫的这些不同孝行表现,体现了士大夫行孝的鲜明时代特色,士大夫行孝的对象不断增多且行孝的方式更加多样化。随着孝与政治的挂钩,使得士大夫行孝目的的功利性加强。由于东汉士大夫对父母死后丧葬仪式的过度追求,使得士大夫的行孝行为更加极端化,导致社会上出现的愚孝行为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后世士大夫的行孝标准。总之,东汉士大夫的行孝行为不仅对东汉社会乃至后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