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家动物园的社会文化史。1874年,费城动物园正式对外开放,美国现代动物园由此进入公众视野。此后虽有多座城市动物园陆续出现,但绝大多数依旧延续着“笼养动物园”的传统。直至1889年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动物园的成立,才因其以保护北美濒危野生动物以及重视提升科学教育为初衷而标志着美国动物园发展日臻成熟。作为“文明”与“自然”交融的奇特的公共空间,一方面,国家动物园逐渐成为首都民众的“新宠”和舞台,开始在大众日常生活中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在“国家”的双重作用以及“国家”和“地方”的共同形塑下,作为美国动物园中最为独特的存在,国家动物园能够更加全面地折射出进步主义时代美国社会的复杂面相,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时人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即便如此,如若继续沿用传统的以单一视角研究机构史的方法,“自上而下”地审视动物园,那么国家动物园便失去其原有的生动性和立体感。因此,借助对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得以站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动物园历史研究转向的学术脉络上,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学界已有成果,采用新文化史学和微观史学的研究路径,从多维视角切入,综合地对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国家动物园进行“深描”。由此,将关注点聚焦于国家动物园的动物收集、公众体验和动物处境之上,使园方管理和大众参与相互交织,通过呈现国家动物园在特定个人和各异群体心目中的各色形象,从而重点分析国家动物园与美国转型时期的国族认同、公民身份、知识普及、理性休闲、自然观念、人道主义等之间的内在联系。国家动物园自建立伊始便致力于编织覆盖全球的动物收集网络,而参与其中的科学家、政府官员、军官、业余博物爱好者、宠物饲养者、猎奇爱好者、马戏团经营者、动物贸易商等不同社会群体,则带有各自不同的观念与动机。从学院派科学家到业余博物爱好者、从宠物饲养者到猎奇爱好者、从巴纳姆到哈根贝克、从黄石公园到阿拉斯加、从华盛顿特区到巴拿马运河、从委内瑞拉到澳大利亚,拥有不同社会角色和身份地位的群体出于各自的目的,共同参与编织这一跨阶层和跨区域的动物收集网络。藉由物种的流动,特定时代不同人群对待国家、自然和动物园的各种观念汇聚于国家动物园,这一空间的公共性和复杂性由此得以建构。通过动物收集网络的互动,人们心中的动物园形象开始浮现,民众与动物园的纽带加以形成,国家动物园社会文化内涵的历史书写逐渐得以丰满。但对于此时绝大部分的华盛顿市民而言,国家动物园完全是个新鲜事物。如果说透过动物收集网络的互动,动物园开始走进民众的视野之中,那么通过公众理性与感性的双重体验,动物园则真正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自1891年春天国家动物园正式开门迎客以来,从园内到园外,从华盛顿特区到全美各地,国家动物园以多种方式融入美国的大众文化之中。无论是科学知识的普及,还是休闲需求的满足,国家动物园都在与全民的互动中,不仅塑造着自身的形象和地位,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时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一方面,它借助旅游指南、讲解员、报纸和信件等媒介,将大众动物学的精髓注入民众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素养之中;另一方面,它通过憨态可掬却又桀骜不驯的野生动物,以及无出其右的自然景观,成为合众国首都独特的名片。这样,国家动物园以知识传播与情感体验的双重形象融入转型时期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与动物收集和公众体验皆有联系的动物处境,则是另一个考察的维度。人类的确无法准确把握动物园中野生动物的所思所想,但在他们的想象和观念世界里,这些生活在“都市丛林”中的野生动物却处在截然不同的境地之中。他们利用“保护”和“伤害”的话语塑造着国家动物园“天堂”与“地狱”的双重形象,同时这种“相悖”的形象也客观地体现和作用于园内动物的真实处境之上。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国家动物园,俨然成为动物保护主义者和动物行动主义者“共同的阵地”。他们从各自立场出发,以关怀动物处境为己任,营造出复杂多样的国家动物园动物生存环境,塑造出富有张力的国家动物园社会文化形象。看似矛盾相悖的二者其实有着共同的内在逻辑和追求,即对动物的保护。只是前者更注重物种的保存,而后者更关心个体的安危。最终,这一看似相互矛盾的“悖论”不仅推动着进步主义时期野生动物保护运动、早期动物福利运动与动物权利运动的发展,更是从中体现着美利坚国族认同的构建以及自启蒙时代以来人文主义的转型,国家动物园从而拥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