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之而来的财政运行及各关联领域风险也逐渐凸显。近几年,我国财政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仍面临着若干隐患。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所面临的国际输入性风险外溢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在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国外的经济与金融冲击,中美贸易摩擦也对国际环境造成压力,对我国产生较大的输入性风险。随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财政运行中所存在的各种风险也更加多元化、隐蔽化和复杂化。基于上述背景,为了全面度量财政风险,准确分析不同关联领域产生的潜在风险,针对性地阻断风险向财政传导的各个链条,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更好地防范、控制和化解财政风险,本文以财政风险及其关联因素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财政风险不同关联领域风险源通过不同渠道对财政风险的影响。本文梳理了关于财政风险及其关联因素的理论研究,从总量、结构和绩效3个维度选取13个二级指标构建了财政风险指标体系,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4个维度选取了16个二级指标构建了财政风险关联因素指标体系,基于2011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选取CRITIC法作为指标权重计算方法,首先合成了财政风险综合指数,对我国财政风险现状进行了分析,采用门限自回归模型,通过计算出的两个门限值对财政风险综合指数进行划分,将我国财政状况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状态。同时将财政风险综合指数拆分成总量、结构和绩效三组财政风险指数代表财政风险受到影响的不同渠道,对财政风险关联因素指标体系合成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经济与贸易四组指数代表不同关联领域风险源。由于本文采用季度数据可能出现季节影响,本文运用X-12-ARIMA方法对上述指数进行季节调整。在影响机制研究方面,基于以上的7个变量,本文构建了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各关联领域风险源通过不同渠道对财政风险的动态影响,通过方差分解探究各财政风险影响渠道变动的不同驱动因素贡献程度。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财政收入增速和财政支出增速是度量财政风险最重要的两个指标。我国财政风险呈先上升再平稳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在国际形势、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下,近五年略有上升,但风险增速下降,风险总体可控。对于财政风险的季节趋势,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财政风险呈上升趋势,且财政风险的波动幅度逐年降低。（2）在财政总量渠道,各关联领域风险源通过财政收支总量渠道所带来的财政风险冲击波动幅度较小且较平稳;结构指标所表现出的冲击正负交替,说明财政风险的收支结构渠道内部在不断调节;绩效指标所受冲击的当期反应最明显,表明各关联领域风险源通过财政预算执行进度指标对于财政风险的影响程度大且传导效率高。（3）政治领域的冲击并不会通过财政收支总量渠道带来财政风险,而是会通过财政预算的增加和财政收支结构的改变而增加财政风险,但这种影响是暂时的,随国家战略的逐步实施反而会增加财政稳定性;经济领域关联风险源滞后期数最短,该领域的冲击主要通过绩效渠道影响财政风险,即通过影响财政收支执行进度带来财政风险,但随着实体经济和银行体系的内部调整,经济风险源对财政风险的影响会逐渐平稳;社会领域关联风险源通过各渠道影响财政风险的贡献率最大,但稳定期数较长,影响效果最持久;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风险源对于财政风险的当期影响最大但波动幅度较小,也意味着我国财政稳定性受到国际经济运行以及对外贸易冲击的影响较小,外部依赖性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