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所具有的的巨大利益诱惑,使大规模的非法利用、收集个人信息案件大量涌现,受侵害主体规模庞大,公共信息安全受损严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对保护个人信息具有里程碑的价值意义,其中第七十条更是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公益诉讼领域,并将检察机关列为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首要主体。利用检察机关的主体优势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能够有效维护受侵害者的合法权益,并对其他人产生威慑作用,预防再犯。但现有公益诉讼制度的种种不适,导致检察机关未能有效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探究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现状及分析问题所在,根据问题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是构建我国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应有之义。从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的内涵与特征切入,发现目前个人信息侵权现象严重且私益救济失效,因此引入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具备必要性。而检察机关相比于消费者组织和网信部门确定的其他组织来说具有比较性优势,具备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行性。通过对欧盟、德国和美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研究,了解其受案范围、诉前程序、诉讼请求以及证明责任等制度。随后通过我国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及司法现状,发现存在受案范围界定模糊、诉前程序受限、传统管辖规则不适、诉讼请求存在问题、检察机关难以举证等问题。根据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域外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诉前程序、证明责任等优先制度,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与国际立法接轨。基于实证分析和域外研究,提出了检察机关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具体的构建路径。为构建我国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首先应当合理确定受案范围,明确受案范围的判断标准,并与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相区别;之后要优化诉前程序,采取“公告+通知”的多元化督促方式,将督促范围扩大至全国,根据不同情形灵活设置回复期限,并加强与提起诉讼的有效衔接;随后再规范管辖规则,建议突破传统管辖机制,采用由基层法检管辖的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机制;至于诉讼请求,应尽可能多元化,且要规范损害赔偿范围和数额的确定,加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在举证责任分配上,适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为消除过错责任的证明困境应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并且加强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具体适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