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处分作为一种刑法理论,肇始于18世纪的德国,后来,随着刑事实证学派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方法,对犯罪和刑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提出刑罚的目的在于防卫社会并改造犯罪人的灵魂,使得保安处分最终臻于成熟,并在20世纪初大放异彩。我国大规模引入保安处分理论是在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颁行前后,这一时期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制度创设均有较大突破。在此之前,民国刑事立法体系中虽然存在一些保安处分因素,但却终究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保安处分。因此,研究民国时期的保安处分,1935年前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段。本文为深入研究民国时期保安处分的学术研究、立法和司法情况,进一步发掘其对于我国当前刑法改革的意义,力图通过文献分析、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等多种方法,评析总结民国时期保安处分的学术研究情况、归纳整理民国时期三部刑事立法中存在的保安处分因素,并结合具体案例考察民国时期保安处分制度的司法运行,为我国当前刑法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并无保安处分之规定,然而许多具有保安处分性的措施却散见于我国浩如烟海的法律法规之中,成为刑罚体系的重要补充。但是这些措施却不能构成独立完整的体系,在规定之科学性,程序之规范性以及监督之有效性等方面均存在相当的完善空间。对此,本文结合民国时期保安处分及其司法运行状况,提出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工作的构想。有效填补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的立法空白、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全面梳理我国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立法条文以及国际公约的履行和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等手段是实现我国违法行为矫治的可能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