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报告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是证券交易市场有效运作的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市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业绩的预期判断与信心增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财务重述现象使得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期与信心产生了怀疑。频繁对外公布财务重述,无疑是给本来就信心不足的市场投资者雪上加霜,无论财务重述所释放的消息是好是坏,最终都会调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依赖度与信任感。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对于财务重述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一是它导致了负面的市场反应,同时导致了盈余反应系数的显著下降和资本成本的显著上升。其二是财务重述行为会导致公司管理层的变更。基于对财务重述行为的讨论,无论是市场反应、经济后果,还是公司治理、盈余管理方面的影响,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然而,近年来,有关上市公司政治联系对其经济后果的影响受到了国内外学着的广泛关注。结合我国股市的制度变迁显示出强烈的政府主导特征,以及某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上市公司借助自身的政治关联帮助企业解决某些市场机制失灵的问题,大量研究者从政治成本的视角研究了政治关联与公司会计盈余质量的关系。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关系”的观点,另一种是“政府干预”的观点。“关系”的观点认为政治联系作为一种政府部门与企业关系,是对有缺陷的制度环境的一种替代机制,并且企业愿意以获得政府监管下的一些租金为目的主动去建立政治联系,政治联系从而会提升公司的业绩；“政府干预”的观点认为政府凭借政治联系对公司施加干预,从而降低公司的业绩。借鉴前面对财务重述、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盈余反应系数以及盈余质量的研究思路,从政治关联的角度来看,市场中的投资者凭借十分有限的信息渠道,会对拥有政治关联的财务重述公司有了较以往不同的预期和信心。鉴于企业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它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既可以帮助企业通过非正式的渠道灵活处理一些问题,又可以对外释放出企业的政治活力和潜在升值空间,进而影响市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主观判断。笔者提出一个设想：拥有政治联系与否的财务重述公司从盈余反应系数和盈余质量上很可能是存在显著差异的。所以,笔者想通过引入政治联系这个虚拟变量,讨论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是否会削弱对财务重述对会计盈余质量的负向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本文通过选取盈余反应系数(ERC)来检验拥有政治关联与否的财务重述公司其ERC以及会计盈余质量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这正是本文对模型设计的创新点。本文以2005-2009年间沪深两市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范围,首先选取了发布财务重述公告的800家上市公司以及800家配对公司,以这800对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总体,首先检验了进行财务重述的公司是否会对会计盈余质量造成显著下降的影响；其次在前述假设成立的基础上,从中选取231对民营上市公司,检验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231家财务重述公司,在盈余质量上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231家重述公司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综上,笔者所提出的假设如下：假设1：财务重述公司的盈余反应系数显著为负,且其会计盈余质量低于非财务重述公司。假设2：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财务重述公司会计盈余质量较无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财务重述公司存在着显著差异。假设2a：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财务重述公司会计盈余质量优于无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公司。假设2b：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财务重述公司会计盈余质量差于无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公司。本文研究结论认为：第一,当发生了财务重述时,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ERC系数显著为负,并且,重述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会显著低于非重述公司；第二,存在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财务重述公司ERC系数显著为正,即政治联系的存在会对因财务重述带来的会计盈余质量下降的影响有一个显著的削弱作用。本文在学术方面的贡献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本文从选题上是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结合了财务重述与政治关联这两个解释变量检验了对上市公司会计盈余质量以及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先是针对财务重述上市公司的全样本,考察发生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其盈余反应系数是否显著为负,并且其会计盈余质量是否显著低于未发布财务重述公告的公司。接着从全样本中,筛选出高管是“代表委员类”的民营企业,并考察具有这种“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财务重述公司其盈余反应系数是否显著为正,并且其会计盈余质量是否显著高于无政治关联的财务重述公司。第二,本文在对研究变量的选取与计量上是有所突破的。第一,对财务重述虚拟变量的赋值,首先筛选出了五种类型的财务重述公告,接着从CSMAR数据库中筛选出符合这五类条件的上市公司公告,下载这些公告进行查阅,并从主观上进行认定。第二,对政治关联的计量,首先规定了计量的范围,即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与总经理这三类核心高管,其次,赋值方法为当高管层(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与总经理)三者中至少有一位担任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即可认定该上市公司具有政治联系。第三,本文在研究结论上说明了：当发生了财务重述时,财务重述的上市公司ERC系数显著为负,并且,重述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会显著低于非重述公司；存在政治关联的财务重述公司ERC系数显著为正,即政治联系的存在会对因财务重述带来的会计盈余质量下降的影响有一个显著的削弱作用。结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监管部门有效地对财务重述进行规范监管,也是具有参考意义的。结合本文结论,财务重述现象带给市场监管机构以及投资者的启示主要包括：第一,要求证券市场监管方必须加大审计委员会的监督管理力度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市场监管部门应将其工作重心放置于影响上市公司价值判断特别是涉及公司核心财务指标的重述公告之上；其次,从源头上避免“不利”消息的产生,对于上市公司在进入融资市场之前一般都会从公司盈余质量上给市场方的投资者勾勒一幅美好的蓝图,却疏于对公司融资需求进行合理的解释,这就要求市场监管方必须对存在盈余操纵的公司进行政策控制与施压,可考虑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法律措施；另外,加强在重述期间对公司高层管理者交易行为以及薪酬变动的监督,坚决杜绝由财务重述引起的高管自利现象的发生。第二,加强审计队伍的业务水平与职业道德的培训与考核,提升审计的质量与效率。进一步建立与完善独立审计制度,对出具非标意见而又不肯更正财务报表的上市公司,监管部门必须加强执行与约束力度,同时,还必须加大对涉及财务欺诈重述行为的惩罚力度,为资本市场营造一个透明、公正的信息披露环境。第三,对于市场中的投资者而言,应进一步建立科学合理的投资理念,避免过度投机,还要加强风险意识的培养,对资本市场中出现的财务重述公告特别是涉及公司核心财务指标重述的公告,应从思想上慎之又慎,科学分析与判定公告的性质与用意,做出较为准确合理的投资决策。另外,通过大量的实证证明,拥有政治联系的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融资、税费缴纳、企业价值、隐性资源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政治关联带来的启示主要包括：第一,存在“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主要扮演着“关系”的角色,“关系”从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是公司主动地获取政治联系,它更像是一种“寻租”的活动,寻租的结果往往就会在短期内提升公司业绩。第二,结合本文的研究,政治关联从一定意义上扮演了企业发展的保护伞。在经历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中,信用制度越为落后、法律体系越为松散、政府管制越为频繁、税收负担越为严重的环境越容易成为企业主动建立政治关联,从而国内外学者认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替代机制较好地解释了中国经济成倍的前进。但这种替代机会的正向效应,会随着制度以及环境的不断完善而逐渐下降。第三,另外,民营企业所具有的政治联系也可能会给公司带来收益风险以及成本风险。公司的寻租行为是以巨大成本为代价的,公司必须要从获取政治关联的过程中找寻到获利的临界点,避免公司因投入巨大的政治成本而牺牲过多的利润。第四,政治关联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不健康影响因素存在,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资本市场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为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从客观上要求中国的资本市场必须脱离计划体制的阴影,寻求从政治型运作向市场型运作的转型,建立市场化程度高、法律制度完善、信息进出自由、政治干预少的资本市场运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