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多拉·韦尔蒂（1909-2001）擅长全景式地描绘家乡密西西比州的小镇生活,并因此蜚声美国文坛。她精于状写方言俗语、风土人情,落笔之处无不趣味丛生,因而文墨生涯屡屡获奖,其中包括普利策文学奖与美国国家图书奖。国内学界对其研究多集中于少数几部较知名的获奖作品,批评论述常常难脱窠臼,拘囿于诸如颠覆性的女性形象、神话元素、怪诞书写这样的传统主题。西方学林的批评视域则更加开阔深远,涵盖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性别与男性气质,家园与“地方感”等多重视角。韦尔蒂的“地方美学”问题在学界引发激烈争辩。一派学者主张将其定性为反发展美学,认为它旨在延续一种新重农主义意义上的传统南方社会,且不管在观念上还是意识形态上,作家本人也似乎不愿应对其时南方经历的巨大变革。另一派学者的观点则截然相反,他们强调韦尔蒂在作品中积极地拥抱变革,变革对作家而言不是毁灭,而是为南方抉示重大意义与真理的契机。在关于韦尔蒂应对变革的立场的激辩中,大多数学者都忽视了对其早期作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的一个关键时代背景即南方现代性进行考察。南方现代性激发了作家深入体察南方社会现实,追问历史与现实中的种种谜题,并通过笔端的各类空间传达其对意义与真理的覃思渊索。韦尔蒂在作品中精确地记录了“现代性的震惊”（瓦尔特·本雅明）给南方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冲击:经验贫乏、人性异化,传统社区共同体与家庭渐次瓦解,传统伦理道德逐渐沦丧等等。由此,故事主人公们不断地重返故乡,体察历史与传统的空间,旨在激活集体记忆、培养一种尼采所言的“历史感受力”,激发和指导南方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不过,在对历史感受力的功效理想化的同时,韦尔蒂也意识到对历史传统的追念沉迷无法延续南方的传统社会形式。第一章在结尾处指出,一味沉湎甚而迷信过去,将之变成某种神话,只会进一步强化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社会、性别以及种族等级秩序。不论是南方历史、“地方精神”还是“独特的”南方共同体,韦尔蒂对各种神话若隐若现的阙疑成为第二章剖析的重点。本章细致地探究、拷问韦尔蒂笔下的这些南方“特质”为何未能支撑或激发生活,相反却显得沉闷、压抑,这从韦尔蒂的现代性女性哥特叙事中可一窥堂奥。而福柯的“监狱机制”理论则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婚姻、亲情乃至整个社区囚禁、规训着（越界的）女性个体。韦尔蒂不遗余力地反复呈现个体的越界（追求独立、性以及知识）与社会管控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由此,（穿越）各类空间的运动——物理的、想象的抑或是叙事空间——不仅旨在打破各种禁锢与禁忌,获取自由与知识,更意图实现一种自我解放与升华裂变。韦尔蒂求知与求变的运动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反叛的现代主义美学,它映照出作家对神话“场所精神”、家园以及南方共同体的质疑和批判,这一质疑延伸至整个南方文学与文化中的某些“神话”面相。论文在第三章提出,韦尔蒂对现代主义文学的长期浸润、对“新女性”话语和电影的长久接受在其作品中体现为一种“习得的现代性”,其反叛的现代主义正是这一现代性的表征。反叛的现代主义烛照出韦尔蒂对南方社会各种等级制度及传统与现实秩序权威的反抗。她不仅刺破了共同体与现实的神话,更拷问历史长河中男权（如重农派作家）对单一的南方共同体与身份的霸权建构。这一建构的目的便是延续以白人男权为中心的“例外主义”的封闭等级社会。韦尔蒂对南方共同体与身份政治的深刻思考和让-卢克·南希所言的无法预设的“非功效的共同体”若合符节。南希的哲学探索有助于透视韦尔蒂的创作动机——她反抗任何隐匿在（共同）身份与宣誓效忠背后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要求读者不断省察排他性身份宣誓表象下的社会与文化规约。如此的批评性反思揭露出作家内心隐耀的地域世界主义理想,此理想对任何宣誓的（狭隘的）身份表达保持警惕,同时提撕世人对自我内外的陌生他者积极地“去蔽”（南希）。只有主动去面对、应对甚至体察陌生的他者性,自我对他者的防御性建构才会终止和消解,个体、社区共同体乃至整个国族莫不如此。论文结尾回应了西方学界有关韦尔蒂应对变革的立场的争论,强调现代性在南方引发的社会巨变一直是韦尔蒂早期作品的隐性主题,作家对南方历史和身份政治的深入思索与南方现代性紧密相连。她一方面继承了重农主义的思想,寄希望于南方历史传统与集体记忆以抵消现代性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另一方面,南方现代性,尤其是作家的“习得的现代性”,使她认识到重农主义以及神话南方历史传统背后的社会、性别以及种族等级秩序。韦尔蒂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但颠覆了南方共同体和身份建构的男权神话,而且能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桎梏,洞察统一身份政治背后的规约性排他思维。韦尔蒂对南方历史与身份政治的探索与“9·11”事件后朱迪斯·巴特勒对共同体想象中他者和认同政治的思虑关切不谋而合。两者惊人的相似之处从侧面印证出本课题的当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