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未来企业的经济生活时刻都暴露在全球经济波动的大潮中,不确定性成为所有企业不得不全力应对的状况。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再一次提醒理论界与实务界,企业财务柔性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好的武器。只有拥有足够财务适应性(财务柔性的本质)的公司才能在危机中存活甚至谋得更好的发展。财务柔性由现金柔性、债务柔性和权益柔性三个方面构成。中国股权融资市场的不健全、证监会的强制分红条例,使得债务柔性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作为最重要的一种债务柔性,剩余举债能力近来受到学术研究的关注,但无论国外国内,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将债务柔性看成财务柔性的反应指标,研究财务柔性的作用；二、研究债务柔性的价值或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三、研究债务柔性的来源之一,银行授信的作用。很少有研究债务柔性与企业实际决策之间关系的文献。投资决策是企业实际决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往很多研究都把现金持有看成是投资决策的主要解释变量,但是又有很多学者认为现金持有的主要目的是维持流动性。因此,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研究了企业剩余举债能力对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现有国内学者关于投资效率研究,常常考虑融资约束、风险水平对企业投资扭曲的影响,所以本文还同时探讨了融资约束和风险水平对研究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整体来说剩余举债能力对于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或者处于不同环境的企业,影响并不一致。当融资约束较大或当风险水平较低时,剩余举债能力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而当融资约束较小或风险水平较高时,剩余举债能力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甚至可能产生相反作用。这说明,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调整自己的财务柔性水平和内在构成。同时,对于国有企业的回归分析表明,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投资扭曲现象,反应出较高的代理成本,有关部门有必要对其进行更加合理和有效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