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18日,由沈从文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京海”论争,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京派在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自觉的流派团体,而更多指得是在20世纪30年代留在北平的一群文学趣味相近,标榜纯正自由的人生理想的大学师生组成的松散人群。经过70余年的沉浮,京派和海派成了某种文学现象的代名词,这两个名词已超出纯粹对当时现象的描述性,而更带有某种策略性,如吴福辉就把尽可能多地“转运”外来文化这种现象称作海派,并予海派以高度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京派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就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他们对待中西文化的心态更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当京派逐渐被人了解的同时,有一个滞后现象凸现出来,由于缺少对京派女性作家整体的确认,这使的30年代的凌叔华和林徽因的创作缺少五四女性的创作传统。从狭义上讲,凌叔华和林徽因的成就主要还是作为京派其他作家的印证和补充而被评论者引述,她们二人与“京派”其他作家的视点区别和她们的主体情怀以及对文学表现手法的探索,她们对京派的多方面贡献,在有关京派的论述中常是隐而不现。并且时到今日仍有对她们不同的评论声音。本文从凌叔华和林徽因的双重视角,一重女性视角,一重中西文化交融视角,对凌叔华和林徽因的创作进行重新解读。此外,本文把她们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京派中讨论,一方面揭示京派这一流派是如何影响她们的文学观,另一方面主要是考察凌叔华和林徽因对京派的文学贡献。把她们放在京派中做整体论述的文章,就在我这三年来所收集的资料中还很少见到,这是我把论文定名为“刍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