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近年来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控制污染的政策,新克强指数已成为衡量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如何实现生态—经济—民生相协调的发展道路是当前中央高层关注的重点。然而,环境规制的实施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就业增长,如何处理好环境与就业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内容。那么环境规制究竟是会增加还是减少劳动就业,自古以来,学术界出现了很多争论,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规制减少就业,由于环境法规增加了生产成本,公司不得不通过裁员削减成本。而双重红利假说认为由于环境规制造成的失业占比很小,反而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出现相反的结果是因为行业和地区发展状况的异质性导致对就业的影响出现异质性,因此环境政策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就业影响出现不一致的现象。考虑到我国资源型地区环境问题和就业问题均具有代表性,本文将以我国典型资源型城市为主要研究对象,采取城市面板数据,分为枯竭型资源型城市和为枯竭型资源型城市两个角度,建立中介模型,从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两个切入点,从直接和间接两个角度剖析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还是未枯竭型,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均为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显著为正,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显著为负。因此本文认为应当加强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针对地区发展特点制定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和就业保护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和教育发展,最大化创造就业,实现生态—经济—民生相协调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