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作为西周王朝建立前的根据地和之后的统治核心区,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对这一地区商代的考古学遗存进行研究,分析其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形成过程与发展水平,进而探讨关中地区的最终崛起就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首先回顾了以往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全面的社会史视角和关中区域社会的核心概念,指出正是从四邻地区持续迁入的各类考古学遗存才造就了关中社会这个实体,而这个实体内部也在持续进行着交流与互动。论文主体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考古学遗存的时空框架。其中第二章对各遗址的陶器进行分期,将其分为六期;第三章结合墓葬资料对遗存进行分类,总共分为16类。下编从区域社会的视野中来分析关中社会的文化、经济、社会和军事等方面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和发展水平,分别在第四、五、六章中展开。第四章从陶器面貌、墓葬特征、铜器以及占卜习俗入手探讨文化的形成;第五章从第一类基础经济部门的农业、畜牧、渔猎、制陶、制骨、纺织等和第二类反映社会性质和发达程度的部门,如铸铜、制车、制玉、漆器、金工和贝等入手讨论经济状况;第六章从聚落结构、墓葬和武器装备入手讨论关中社会内部的区域发展状况和等级结构,并在四邻社会这个更大的框架内分析以上状况出现的原因。在第七章结语中,本文讨论了区域社会得以开展的三个前提,进而引申至关中地区独特的地理结构对这一时期历史的影响。再从更广阔的四邻社会与关中社会视角内,综合分析了关中区域社会形成的具体过程和特点,以及各个相邻地区的不同贡献。探讨了在商人的西土之中,为何是关中地区而不是晋南、晋中和陕北最终灭掉了商王朝,并从聚落考古的角度对关中与上述地区进行了比较分析。还从关中地区商代各期都有多类遗存并存的现象出发,推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的取得的经验似的周人在灭商后对各不同区域采取了“疆以戎索”的治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