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而当市场出现较大程度的波动时,政府则会采取相应的政策进行适当的干预,其中政策当局对经济领域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方面。在面临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中美贸易摩擦等引起的经济下行的不利情况下,政府为应对这些消极现象,往往会使政策的出台与调整变得更为频繁,而这一行为的后果则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近年来,微观企业过高的杠杆率影响了经济主体运行效率的提升,成为了经济主体面临的主要潜在风险之一。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政策当局出台了“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将“去杠杆”作为重点工作任务。目前,我国去杠杆工作初见成效,在巩固三年降杠杆成果的基础上,将逐步进入稳杠杆阶段。对于微观企业而言,杠杆率的调整行为也是企业财务活动的重点,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企业自身因素与宏观经济环境均会对其产生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政府经济政策运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结果,成为了企业杠杆率调整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那么,在面临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情况时,企业向目标杠杆率调整的过程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其中又存在怎样的作用机理?这无疑成为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鉴于此,本文将我国上市非金融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09—2020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展开研究。一方面,以部分调整模型为基础,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杠杆率调整速度的作用效果,此外,考虑到不同企业本身的特性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分析这一作用因企业规模和融资约束情况不同而产生的异质性;另一方面,结合中介效应模型与部分动态调整模型,分别从资金的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两个角度引入中介变量,探究银行信贷渠道与企业家信心渠道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杠杆率动态调整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如下:（1）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的提升,企业在进行投融资决策时会变得更为谨慎,从而融资需求减少,融资决策行为放缓,加之银行等金融中介面临的风险增加,在发放贷款时会要求更高的回报,从而增加了企业进行杠杆调整所需的成本,进而对调整速度产生了抑制作用;（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杠杆率调整的作用效果会因企业规模和融资约束情况不同而产生异质性,即对于小规模企业与高融资约束企业而言,这一影响效果更加明显;（3）银行信贷规模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杠杆率调整过程的传导渠道中具有中介效应,主要表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银行信贷规模,企业进行外部借款的渠道受阻,从而使得企业趋向目标杠杆率的速度受到了影响,进而对杠杆调整速度产生影响;（4）企业家信心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杠杆率调整过程中具有中介效用。主要表现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了企业家信心,经济政策不确定水平的提高使得企业在进行投融资决策时变得更为谨慎,从而使得企业趋向目标杠杆率的速度受到了影响,减缓了企业杠杆率调整速度。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1）政策当局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当加强对应政策的前瞻性,避免出现中长期政策不一致问题,由此形成较为稳定的政策预期与企业家信心,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保持在合理水平;（2）从异质性的这一研究发现来看,政策当局应当在考虑不同企业本身特殊性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决策,由此避免出现“一刀切”的问题而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而银行应当优化其贷款发放前的客户评级标准,根据企业特征对客户评级标准进行分级管理;（3）从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来看,政策当局在制定相应政策时,应针对影响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与企业家信心的痛点,提高经济政策的精准性。同时,银行和企业家作为资金的供给方与需求方,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优化杠杆结构与质量,助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