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并不是市场的外部参与因素，而是市场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才会是整个市场更加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发展并不成熟，于是决定了财政政策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本文研究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效用，即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贡献。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一项经济行为或多或少的会产生一定的外部性，可以是积极的外部性，也可以是负的外部性。本文随后分析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产生的相关外部性。为了是文章具有时效性与创新性，本篇论文以“四万亿”投资为例，重点分析了“四万亿”投资计划的经济效应以及其外部性问题。从结构上来看，本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理论基础，包括西方传统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之后又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所可能产生的外部性问题，重点是挤出效应问题。之后用实证数据分析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随后紧接着分析了其可能产生的外部性。本文结合我国所具有的现实国情，重点分析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背后所蕴藏的内部原因。文章分析认为，我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又不会存在西方国家所面临的负的外部性。主要原因一是我国的利率机制还不成熟，利率变化浮动不大，不会产生民间融资成本的增加，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二是我国处在资本积累初期，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从宏观角度上来看会促进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促进国内总需求，尤其是短期民间投资需求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三是我国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是完善我国的社保制度，进而对于长期增加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促进作用。本文随后重点分析了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所实施的“四万亿”投资经济刺激政策，简单介绍了其提出的国内国际宏观经济环境背景，着重分析了其投资方向构成，即“四万亿”投资的具体用途。文中独具匠心的将其与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新政”进行比较。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大量精确而又具有时效性的数据对我国“四万亿”投资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效果进行了评价，分析认为“四万亿”投资不仅仅增加了政府支出，更从两方面刺激了国内总需求的增长，一方面是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社会固定投资的增加，分析认为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在短期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固定投资的增加。文章第三部分分析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可能产生的负的外部性问题，包括挤出效应、通货膨胀问题和房价的非理性问题。文中首先用大量的数据分析认为09年以后财政支出的增加，并未对民间的投资、融资行为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其次分析了我国近年来物件水平的走势，认为我国近年来面临的通胀问题和价格水平的波动更多的取决于多种复杂的其他因素，和积极财政政策关系并不大。最后文章分析认为近年来我国房价的非理性发展并不是由于财政支出扩张所导致，更多是由于投资替代品的不多，投资需求大量转移到房市，才导致更多投机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即房地产市场需求过剩导致房价高涨，而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关系不大。通过以上三部分的重点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并没有产生明显的负的外部性，特别是挤出效应。作为应用分析来看，我国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实施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对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扩大我国内需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所产生的负的外部性是不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