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众多新发明创造的应用,以及以金融资本全球化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人类又开始面临更多、更为严峻的新问题。首先,新技术的应用,确实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和工作带来了无尽的便利。但同时,新技术把人类禁锢在了技术的囚笼之中,无法自拔。其次,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标志着技术已经从生产部门进入金融部门,也就是从资本主义的产品和消费渠道,蔓延至资本环节。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已经和新技术达到了空前的融合。过去,我们更多的是看到新技术作为生产手段出现,现在它已经作为金融手段进入经济领域。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对资本全球化的批判也要求新的方式出现。最后,在文化方面,资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把生产国际化了。同时,资本又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无人性的关系,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就成为了人类尊严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这一趋势越发紧张,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历史性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共同体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共同体面临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技术的发展始终是现代化的,所以这里所用的现代化一词并非哲学语境下作为后现代批判对象的现代化,它仅仅是新技术在现时代应用,即技术的不断现代化)给共同体的相互关系和发展,乃至人类在共同体形式下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同时,理论界对共同体这一人类生存形式的争论,从共同体这一概念诞生之日起就从未停止过。这其中主要的争论焦点有:第一,共同体是否可能;第二,如果共同体是可能的,那么,它究竟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为建构的。第一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自由主义者和共同体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上。第二个问题则是一个理论立场的问题,究竟是采取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还是其他理论的立场。这两个争论将是我在这篇论文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思路。本文首先会围绕这个立足点阐释共同体这个古老而又内涵丰富的概念。我们在开始探讨共同体问题之前,必须遵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这一观点的核心,除了与形成共同体有关的、作为共同体成员而存在的个人——即人类个体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生命”二字,这将是本文考察共同体概念及其发展史,进而为整个共同体理论展开的基础和前提。“生命”在我看来暗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基础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恰恰是本文重新思考共同体概念及共同体理论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共同体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阐述,着重探讨当今社会共同体概念所凸显的理论危机,为之后进一步分析、解决当今世界的、现实中的共同体危机寻找理论根据。本文根据笔者自己提出的共同体的定义、要素和特征,系统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增殖逻辑下,共同体的“成员危机”“认同危机”和“前提危机”,并最终得出资本主义制度对破解共同体危机的不可能性。其次,本文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解剖,揭露资本增殖的逻辑。并沿着这个暗藏在当代资本主义肌体下的逻辑,展现矛盾背后资本增殖造成的人类共同体的“成员危机”“认同危机”和“前提危机”。之后,本文根据共同体的定义和要素,将危机的根源指向表现为生态危机的共同体的“前提危机”,并说明资本主义(资本)的生态修复的虚妄性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下破解“前提危机”的不可能性。而正是因为这种虚妄性和不可能性才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总之,这就是人类生态危机背后的资本逻辑,也是人类共同体“前提危机”的资本实质。要想破除这一危机,不是要资本去限制自身而是要限制资本。换言之,破除表现为生态危机的人类共同体“前提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破除滋生这一前提危机的资本本身。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家和革命家始终在追求的历史目标。再次,本文对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理路——理论旨趣、理论发展阶段、理论最终指向——进行了阐述。进而,对人类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实践——巴黎公社、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_的论述,厘清这些实践的本质特征、实践意义和失误。以上对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的实践,在本质上都已经脱离的马克思原本的理论旨趣。之后,本文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现实性、科学性做铺垫。最后,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共同体的旨趣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所践行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论述,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理解,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未来方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