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现实的间距并没有妨碍人类求索自由的精神。相反，恰是在理想的憧憬与现实的求索中，构造了现实生活中的自由社会史与自由概念演绎发展的历史，它们共同编织了人类关于自由的美好图画。自由的历史留给当代哲学的时代问题，不仅仅是如何解析自由的社会史与概念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更应该是如何考证关于自由的理论由传统哲学所追求的概念之纯粹性，转向马克思所倡迎的自由之现实性的过程中，体味自由思想移居所给出的时代性哲学内涵。关于自由，有两条线索，一条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展开，是为自由的社会史：一条在人类的思想意识中展开，是为自由的概念史。自由的概念史与自由的社会史的统一与分裂，并不是自由理论的断裂，而是关于自由的意识从萌生到成长为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的精神内核的一个曲折过程；不是自由理论的革命，而是伴随着自由理论的思想移居而发生的自由的理论视域的变革。从存在形态上，人类对自由的拥有和理解的过程经历了古希腊时期的自在阶段、罗马帝国经中世纪到近代启蒙运动时期的自为阶段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觉阶段。自由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是文明进步的历史性成就，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成长、自我价值认同形成的艰难曲折过程。人类文明形态的剧烈变动是自由存在形态的生成和改变的现实基础。自由的每一次思想移居，都意味着前一个存在形态的终结和下一个存在形态的开始。本文以自由的社会史与概念史为切入点考察自由的存在形态，而所谓“自由的思想移居”是借用了海德格尔“思想移居”的概念来表征自由的社会史与概念史的统一与分裂，并把人类迄今为止每一次自由存在形态的演变理解为自由的思想的移居。在古希腊，自由是一种本真的、未经过任何异化的生活状态，因此自由的社会史和概念史是浑然一体的。当社会史中的自由从古希腊世界中日渐式微，作为概念史的自由才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希腊化时期，在伊壁鸠鲁哲学和斯多葛哲学中，自由从人类的存在方式第一次变成为人类反思的对象。这是作为现代自由确立之前提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意识的第一次觉解。由此，自由的社会史与自由的概念史开始分裂，成为两条分别环绕在人类的现实生活和思想观念中的链条。自由在中世纪晚期的复活是从社会史拉开序幕的，它以特权自由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自由的概念史的接续却晚了几百年。直到17世纪，它才以自由意志、天赋人权、自然状态的假说出现在哲学家的政治理论之中。近代自由观念最早见之于霍布斯、洛克，中经卢梭把自由变成一个普遍原则提出来，到康德和黑格尔分别从主观领域和客观领域把自由确立起来，自由概念史的传统哲学表现形态方式完成。一个体系的完成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终点的到来同时就是另一个起点的开始。马克思就屹立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德国古典哲学，提供了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理论平台。从康德以道德良知确立了绝对自由的主观形式，到黑格尔赋予自由以法和伦理国家的客观内容，我们有理由确信，德国古典哲学是自由从自为阶段转向自在自为阶段的过渡。因为直到马克思揭去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神秘面纱，自由理论才移居到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实践的坚实地基上。康德和黑格尔把人类意识中的自由发展到顶点，使人类确信自由是人的最高的和绝对的价值，是人的尊严本身。但是绝对精神同时也是阻隔自由的概念史同自由的社会史有机连接的观念屏障。马克思将自由直接向人的存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敞开，实现了自由理论从意识向现实的思想移居，自由理论才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再到现实的根本性转变，从而使自由的概念史与其社会史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现实的地基上有可能真实地统一起来。如果把古希腊看做是古典自由的起点，那么马克思就是现代自由的起点。两个起点的共同之处在于，自由是向着人的现实、人的生活世界、人的存在敞开的。只不过前者是以质朴的形式呈现出的人类自由的自在状态，是没有经过反思而对象化的自由，后者则代表了人类自由走向自在自为的态势，是自由对象化之后从概念史向人的社会现实的移居。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实际上就是一次自由的思想移居，是自由的理性自觉。当然，作为“自由的思想移居”之逻辑结果的共产主义，因其内涵的“现存”与“现实”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使得一个原本屹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上的现实的自由——共产主义——变成了一个超越性的问题。这也印证了自由的概念史与其社会史之间的巨大张力。而关于共产主义的所有歧义和争论恰好表征了马克思自由观的无限魅力。至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自由的思想逻辑上撼动了这个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现代世界的根基，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揭示，其目的不仅仅是要埋葬一个旧世界，更是要建立一个以自由为标度的全新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也许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历史的结束，但资本主义的历程却一定蕴含着共产主义的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