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的历史中,自主意识、创新意识严重匮乏。表现之一就是研究方法的僵化,现有的研究大都是拿着西方输入的套语,并从我们原有的思维定势--社会学、政治性角度,来解释现实问题；谁都说实证研究重要,但却很少人进行实证研究,一方面是原因研究者素养的不足,另一方面是急功近利的心态,研究者往往用一系列新概念来响应、强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某些宣传口号,以获得各方面的利益；从而制约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因此,本研究尝试使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研究传播效果。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本研究控制了传播内容和渠道,以记忆效果作为判断传播效果的指标,从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和受众的媒介素养这些特征入手对效果的形成过程做了分析。　　 “来源可信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耶鲁大学心理学教师Hovland进行的该项研究存在很多不足,我国学者也只是引入了Hovland提出的“可信性效果”概念,并没有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媒介环境中进行批判性地借鉴,在新闻来源的具体使用问题上,我国的理论研究和新闻实践明显滞后于西方。本研究精细划分了新闻来源的层次,实验1比较有媒介来源和无媒介来源产生的不同影响；实验2比较媒介来源可靠与媒介来源可疑产生的不同影响；实验3比较媒介来源可靠时,有事实来源和无事实来源产生的不同影响；实验4比较媒介来源可疑时,有事实来源和无事实来源产生的不同影响；层层深入地对新闻来源进行全面的考察。　　 以往的效果研究中,对受众的考察,主要是从人口统计学属性,人格、性格特点,人际关系等角度,本研究采取媒介素养这个标准来选取被试,是很有新意的。原因,在媒介素养教育开展的过程中,对于新闻专业人士(学生)是否需要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着一些争议。本研究假设新闻专业学生代表媒介素养高的受众,非新闻专业的学生代表媒介素养低的受众,通过实验,比较他们之间在媒介质疑能力(即媒介素养的核心能力)上存在多大差异。　　 本研究结果:　　 (1)新闻来源可靠程度的主效应显著,尤其是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可疑媒介,受众对其的信任度是很低的,但是无媒介来源的信息(尤其是谣言)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2)新闻专业教育使新闻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相比非新闻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有一定提高,但并不显著。这说明,新闻专业人士(学生)也需要进行有计划、有目标、有针对性的系统媒介素养教育。这是一个富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也将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