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基层社会势力与前朝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魏晋隋唐延续发展的世家豪门在唐末五代战争中走向了覆灭,随之而起的是在科举制壮大的背后兴起的官僚士大夫群体。针对五代宋初的社会混乱、道德不亲的现象,他们提出在基层重建宗族,使人人约束在宗法关系中,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人生理想。士大夫的努力不仅仅存在于意识活动中,还表现为方方面面的社会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僚士大夫宗族。建立祠堂,恢复祖先祭祀,强化血缘崇拜;编撰族谱,私人修谱开始盛行,人人可知来处;设立宗族田产,承担宗族内部公共活动和救济义务;全力发展教育,支持科举,以培养更多官宦人才,壮大宗族、奉献国家。士大夫宗族建设的各种实践活动体现了宗族对王权的依附性特征。士大夫在基层的实践除了在宗族方面的努力外,以王安石为首的北宋中期基层行政制度的改革——保甲法的推广,虽以失败告终,但儒、法两派思想家的对峙为官方的基层组织方式提供了更多融合性的选择;因保甲法而衍生的《吕氏乡约》,不仅有教化乡民的作用,而且兼具管理、奖惩功能,是为中国古代乡民自治的先河。宋代的乡约制度虽然推行的时间、范围皆有限,但对明清乡里乃至今日的基层社会自治都是良好的模板。宗族、保甲与乡约三者相互冲突,又相互配合,为宋代基层社会的有序良好运行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