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运动始于启蒙时代并非巧合,理性觉醒破除迷信面纱,唤起求知热情,是探索高山地区的重要前提,登山运动也因此而与科学考察结缘。1874年法国登山俱乐部正式成立,俱乐部将自己定位为学会,在登山运动中推崇科学考察的地位,使科学考察成为从事登山运动的最正当理由,这一正当性贯穿本文研究时段。文化资本的权威由此得以确立,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在登山者中占据大多数,他们中一些人凭借丰厚的文化、社会、经济等资本成为俱乐部领导人,掌握俱乐部刊物编辑出版的关键权力,并通过设定俱乐部工作和关怀内容,对登山者施加认知影响。登山运动的实际发展并非完全遵照科学考察方向,而是出现了一些偏离倾向,比如俱乐部将登山运动与审美趣味、爱国情怀、培育道德等内容相联系,甚至关心环境整治。这些倾向与登山者群体的构成相对应,体现了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志趣,看似偏离登山运动,实质上却强化了文化、社会、经济资本在登山者空间中的权威,形成对登山者空间现有支配逻辑的肯定,确认和加强了俱乐部领导人支配地位的正当性,因此并未引起争议。俱乐部领导人凭借对群山的熟悉,俨然成为山间权威,不仅掌握着山间向导、住宿等资源,甚至获得政府认同组建山区军队、掌管军事滑雪学校和国际滑雪赛事管理权等,这些权力源自对登山者空间中符号资本的占有,根本上却是源自登山者空间之外的文化、社会、经济资本。但是偏向体育运动却完全不同。19世纪末,体育运动在法国兴起,引起俱乐部的一些变化和强烈反应,1904年俱乐部改版刊物,科学相关内容的比例大幅度下降,登山者对登山运动的认知分裂趋于明显。法国学者瓦比安借鉴文化史和社会学方法,围绕对登山运动的定义之争,详述了登山者之间的争议内容及支配关系,他将法国登山者划归为文化精英、体育精英、家庭登山(支持大众化)三类,并认为文化精英居于支配地位。这一划分的准确性值得商榷,而且瓦比安也未能揭示导致争议的深层原因:登山者空间中以占据符号资本和符号权力最为关键,以攀岩者小组为代表的一些登山者,日益崇尚优异登山能力的权威,实质上确立起认可身体资本作为符号资本的新逻辑,这消解着文化、社会、经济资本的原有地位,颠覆了登山者空间的原有支配逻辑,对居支配地位的登山者而言,其正当性岌岌可危,这是登山者之间主要争议的由来。至1919年高山小组建立,俱乐部内正式形成崇尚体育原则的团体,可以视作严格意义上现代登山运动在法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