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然而有许多学者发现股权激励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预期的激励效果,有时候反而激发高管自利动机,带来新的委托代理问题,因此需要结合问题情形进一步细化研究。企业是否及时足额履行纳税义务是观察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窗口,非法的避税是一种逃避社会责任、损人利己的行为表现。表面上看避税行为可以为企业节约现金流,长远来看,会为企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响。在严格的监管环境中,企业非合理避税一旦被查处,会遭受严厉惩处带来大量的非税成本,不良信号的传递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影响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任,进而影响其在资本市场、产品市场的表现。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自发约束机制对代理人形成一定的制约弱化其自利动机呢?对于公司高管而言,社会关系是其重要的身份标签。基于此,本文选择高管社会资本作为调节变量,通过研究企业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之一——避税行为的影响,观察股权激励是否会激发管理层的自利动机,并试图从高管社会资本的声誉约束视角解释其对代理人自利动机的调节效应。围绕此研究目的,本文选用2009-2018这十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以网络关系、网络地位和社会声誉三种维度研究在不同类别的社会资本下,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法、置换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通过其他社会责任的承担进行了替代变量验证。进一步的研究基于产权性质、政企关系和外部监督理论,对不同情境下的股权激励和企业避税关系细化研究,观察上述因素对高管自利动机的缓解作用。结果发现:（1）高管股权激励促使企业避税行为增加。（2）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越高,企业避税行为越少。（3）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均会负向调节高管股权激励和企业避税行为的关系。（4）股权激励和企业避税行为正相关关系在国企、较少政府补助、非四大审计机构审计等情况下有更明显的影响。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角度分析,丰富了社会责任、股权激励与避税行为的相关文献,有助于相关企业制定相应合理的股权激励制度,同时也可以有效地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规范企业纳税行为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