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在适应城乡生活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两栖和城乡三栖并存的居住地选择新现象:两种居住地模式下,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节假日返乡;三种居住地模式下,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家在县城或乡镇,并保留农村住宅。在不同的限制条件下,农民工对城乡居住地模式可能存在不同的选择,其中,城乡发展环境是外部制约因素,个人、家庭、住房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由两栖居住地模式向三栖居住地模式转变,反映了农民工居住地选择模式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其研究符合城乡一体化趋势,同时,也为农民工未来的弹性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对湖北省武穴市花桥镇曹塘村405名农民工进行追溯性调查,主要采用生存分析、二元回归分析和描述性分析等方法,对农民工的居住地选择模式进行研究。通过对曹塘村农民工居住地选择模式的时空特征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在个人层面,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居住地选择有重大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选择三栖模式,30岁以上的农民工年龄越大,越容易选择两栖模式,农民工家庭异地分居程度增大;（2）在家庭层面,适龄入学儿童越多、需要赡养的老人越少,农民工家庭选择三栖模式的可能性越大;（3）在住房层面,流入地周边环境越优越,住房设施越齐全,住房支出越少,农民工越容易选择两栖模式;（4）在城乡发展层面,流动人口的居住地选择行为受到城乡环境的影响,当附近城镇的发展条件优化后,农民工选择三栖模式的的可能性增加;（5）无论是两栖模式,还是三栖模式,都是一种跨区域生计策略,住房闲置问题必须引起重视。针对农民工“两栖”或“三栖”居住地模式下出现的问题,从流出地、中转地、流入地三个视角提出了以下规划策略:针对流出地:（1）加强土地用途管控,建立农村自主治理结构,构建乡村利益共同体;（2）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3）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优化乡村环境。针对中转地:优化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规范劳动市场。针对流入地:（1）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土地流转市场,盘活闲置住宅;（2）建立分层次、多渠道的保障性公共住房租赁市场,为不同收入的农民工制定不同的准入和退出标准,实现农民工在保障性公共住房租赁市场的梯级流动;（3）完善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制度,促使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