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什克拉（Judith shklar）将恐惧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础,发展出“恐惧的自由主义”。恐惧的自由主义坚持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清界线,并且诉诸于宽容。但在什克拉看来,利维坦中的主权者对人们宗教信仰的干涉,不仅是对公私边界的忽视,还体现了主权者无条件的权利。人们因此笼罩在主权恐惧之中,自由受到严重阻碍。此外,什克拉还认为霍布斯的宽容原则是非自由主义的。实际上,恐惧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存在一些内在问题,如怀疑主义、将残忍视为首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断裂,以及在消极主义和积极主义之间摇摆。本文尝试从霍布斯恐惧观的角度对什克拉的质疑予以回应,并进一步论证霍布斯的恐惧观可以很好地解决恐惧的自由主义存在的问题。首先,利维坦中有明确的公私领域之分。因为在霍布斯那里,宗教源于人的恐惧本性,对宗教信仰的干涉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的。主权者统一人们在公众场合下的宗教行为,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其次,主权者并没有无条件的权利。主权者的确立基于人们的一致同意,而同意的达成则源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在死亡恐惧激发下的理性作用的发挥。主权者也需履行相应的职责义务,并非只享受权利。更重要的是,即便在主权恐惧的统治下,死亡恐惧仍然是最根本的,个人基本权利具有绝对优先性。与什克拉对人性普遍性的怀疑不同,霍布斯肯定了人的恐惧、理性等本性的普遍性,正是这些普遍人性推动了利维坦的建立,发展出宗教及宽容原则。霍布斯也没有质疑公权力的正当运营,条约的签订和对主权恐惧的服从,是对人们对主权权威和理性认知的肯定。最后,在霍布斯那里,恐惧与自由直接相关,因为恐惧中本就包含了自由。从死亡恐惧到主权恐惧的转变,再到主权恐惧高于宗教恐惧,利维坦世俗性质的确立,实质上都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因而,相比于什克拉为避免恐惧而追求自由主义,霍布斯式的“恐惧的自由主义”较之更加完善和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