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接连出现多起因醉酒驾驶行为而引发的重大恶性交通事故,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等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该罪自设立以来,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减少因酒驾而频繁引发的重大交通事故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该罪名的入罪条件过于单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罪在适用过程中也逐渐暴露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例如,入罪标准过低且单一,使得大量的轻微“醉驾”行为被作为犯罪处理,造成打击范围过大、司法资源消耗较多等问题;同时在量刑方面,全国各地法院适用也较为混乱,“同案异判”、“以罚代刑”等现象较为突出;作为最高刑期只有拘役六个月的“轻罪”,其适用后产生的随附后果与其他重罪一样都给犯罪分子本人及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在未来的法治改革中不能有效地处理上述问题,长期下去,势必会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及权威性,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性。通过对700份样本案例进行深入的研究后发现,造成审判实践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在立法层面上,“醉驾”入罪门槛相对缺乏科学性,罪状条款设计过于简单导致入罪“唯酒精论”而忽视情节因素;在司法层面上,超标电动车能否认定为机动车尚缺乏明确的刑法依据、审判实践中对该罪名的定罪量刑因素流于形式、法官不敢运用“但书”出罪机制为轻微“醉驾”行为出罪;而在执法层面上,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后,与《刑法》的衔接不科学,导致轻微“醉驾”案件出罪后面临无法可依困惑,并出现责任倒挂现象等,这些都是造成适用困境的重要因素。针对本罪在适用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摒弃“唯酒精论”的观念,敢于大胆创新。一是要完善“醉驾”判断标准,对于轻微的醉驾行为,除了采取血液酒精含量检测方式外,还可以通过人体衡平实验等多种方式综合判断是否实际失去操控能力,避免将显著轻微的“醉驾”行为作为犯罪处理;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布《量刑指导意见》,明确本罪定罪量刑的实施细则,同时强化指导案例参照制度,使审判更具有实操性,尽量避免“同案异判”现象;三是要探索扩大附条件不起诉范围的可行性,即不再局限于未成年人,适用罪名也不再仅限《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所列罪名,从而为轻微“醉驾”案件建立出罪通道;四是要建立“微罪”前科消灭制度,帮助行为人重新回归社会,更好地填平被损害的社会法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效减少随附后果;此外还要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的无缝衔接,确保轻微“醉驾”案件出罪后,依然可以受到相应的惩罚。只有这样,才能使刑法在充分发挥规制“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功能的同时将其随附后果将至最低,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