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的历史,传播与古代中国的自我身份感和国家想象自始至终都发生着或强或弱、或暗或明的联系。本选题将采用历史研究、文本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拟以公元五世纪中叶期至唐朝终结这一历史时期较典型的政治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旨在考查两个问题：其一,隋唐帝国领土范围内的不同人群,其在客观上实现族群凝聚和社会结构整合的同时,主观上形成“中国”自我意识和共同体想象的演变模式；其二,隋唐帝国作为前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体,其是如何在中外交往的现实关系和秩序中逐渐建构形成“中国”的社会认同的。古代中国的政治传播主要涉及,官方信息的发布、官方对传播渠道的建设、官方主导性社会规范和文化政策的推广、祭祀活动等等。古代中外跨文化传播主要涉及外交文书、互市、朝贡、和亲、留学遣使、宗教、通婚等等；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则涉及外族内附、移民、通婚、担任帝国的功能性群体(蕃将胡兵)等。研究内容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对隋唐帝国之前,中原社会曾经出现过的“中国”观念和族群意识进行考察研究；(2)隋唐中国的政治传播与“王畿——基层”的整合：政治认同的建构与统一国家的想象；(3)隋唐中国的地方文化交流与“南人——北人”的融合：地方意识的消解与统一中国认同的建构；(4)帝国族群间的跨文化交流与“华——夷”族群的凝聚：华夷观念的变化和中国“我群”意识的演化；(5)唐帝国的对外传播与“中——外”关系的调整：前近代国际关系中的“中国”社会认同建构在公元六世纪末,在历经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离乱之后,随着杨隋完成重新统一中国的功业,中华第二帝国(费正清,2002)继而在唐朝得到了复兴。基于帝国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驿道和古代国家相对成熟的政治传播的系统,帝国复兴呈现出的突出局面就是,国家整合、族际凝聚和跨文化融合这三大趋势的大大加强。从传播学的意义上看,有效的政治传播能力和架构大大提升了国家结构的密合度,发达的交通促使了资源、思想的流动共享。多元化、高频度的族群间跨文化交往在客观上扩大“中国”外延的同时,也在主观上对中原社会的华夷“我——他”观念造成了重大影响。原生华夏文化的发展、多元族群的文化混血以及政治结构的一统化,三者相互作用,使盛唐时期的“中国”在国力鼎盛的同时亦累积了令后世称羡的文化“软实力”。甚至是在国力衰微的唐帝国晚期,这种文化“软实力”依然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在前近代君主国家体系中,隋唐帝国时代中外交往的现实是,一方面,在盛唐时代,“中国”基于文化软实力而获得了绝对性的国家威望和话语权,这促成了其在现实外交中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转引自[清]纪昀(集部),2007：291)的景观。另一方面,唐中后期由于国力日微而导致的中外秩序的变化,使得中国原本的“核心帝国”的地位逐渐被弱化,处于与吐蕃“敌国”关系背景下的唐帝国不得不以妥协的态度频频结盟求安。基于两极化“中——外”关系现实在互动中所协商形成的意义,“中国”作为国家行为体的自我观念开始逐渐由核心主导式的“中华”/“华夏”认同转变为以参与主体式为特征的“唐家”/“唐”认同。基于“中国”的集体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互构作用,更由于外来“共同威胁”的激发,更为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中国”民族意识,也因之开始在唐人的文学文本之中呈现。综上观之,不论在时间进度上还是在空间广度上,传播活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对原生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调整产生累积性的作用。传播主体间的信息流动和经验共享,很大程度上会对参与群体的身份感和归属感进行持续性地加工,进而逐渐建构和强化其对于“我群”的意义和国家观念(集体认同)。一方面,随着中原社会族群间跨文化交往密度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文化混血和族群凝聚遂就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随着君主国家间对外传播活动的日益频繁,外交关系的动态波动性也已经成为隋唐帝国作为国家行为体的真实体验。在这样的文化语境和现实背景下,“我群”主体往往会基于原生的自我身份意识,在“我——他”关系中积淀生成“我们”的共同体想象(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