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国民政府注意到了礼仪建设，加紧了制礼的进程，蒋介石指定戴季陶主持负责此事。1943年11月，戴季陶召集内政、外交、教育、宣传、铨叙、礼俗司、文官处等各部门有关人员和各界名流专家，在重庆北碚温泉召开礼制讨论会，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礼制》，会后将各组讨论的初稿整理成《北泉议礼录》出版刊行，《中华民国礼制》包含在《北泉议礼录》中。本文以北泉议礼及其成果《中华民国礼制》为中心展开分析论述。第一部分介绍北泉议礼的背景。回顾整个民国时期政府制定的礼制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礼制具有实用性、单项性、规模小的特点，缺乏系统的、完整的礼节；当时民间礼俗是新旧杂陈，中西混用，政府举行的仪式也缺乏适宜的礼节，这使社会凸显出无序性和混乱性，亟须加以规范；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其中“礼”是最重要的，为了这一运动的深入开展，需要制定礼仪，蒋介石、戴季陶等政要人物十分关注制礼的工作，在他们的影响和督促下，召开了礼制讨论会，制定了《中华民国礼制》。第二部分介绍北泉议礼的基础、准备及成果。北泉议礼的基础是1932年教育部和内政部会同制定的《礼制草案》，此草案因内容存在问题，未能施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忙于战争，制礼的事情被搁置下来。直到1943年，国立礼乐馆成立后，召开了礼制谈话会，对《礼制草案》重新加以讨论，经过此次会议的修改，使《礼制草案》得到初步完善。同年11月，戴季陶主持召开的礼制讨论会继续对《礼制草案》加以修改，并将其内容扩充，制定了《中华民国礼制》。第三部分是对《中华民国礼制》的分析评价。首先介绍了当时人士对会议及《中华民国礼制》的各种建议和评价，他们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仅从学术的立场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从现在反观历史，重新对其加以分析评价，既指出了文本中存在的弊端，也肯定了其进步性。第四部分分析《中华民国礼制》未能推行的原因。首先，《中华民国礼制》作为讨论会的草稿，没有最终颁布，无法推行实施；其次，当时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后期，国民政府忙于应付战争，加强反共和抢占胜利果实，根本无暇顾及礼仪的制定工作；最后分析了《中华民国礼制》未能推行的其它原因。当今政府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过程中，都十分注重礼仪的作用，社会不可以无礼，因此要制定适宜的礼仪，但也要从国民政府的制礼活动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注意礼仪的实用性和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