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访哈萨克斯坦时,提出21世纪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当年,在10月2日,亚太经合组织的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也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新国际组织。中国的两种倡议的目的不仅是针对美国的提出“重新平衡”政策做出反应,也是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来刺激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快速地发展。作为中国地缘政治的大战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运行吸引了政治学学术界的研究和分析,而这些努力在于这两个倡议将来对世界能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一般而言,学术界对于中国的国际大战略有一种偏见,即中国大战略能促进国际政治一改故辙的变化。换句话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可以确实能对全球政治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过度片面的想法可以模糊中国国际大战略的成功性,因此本文的研究目标和重点是为了更加了解中国两种倡议的限制因素。本文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有哪些政治的限制因素,而这些因素对中国崛起具有什么内涵?首先,本文针对国家大战略的定义做出解释。王缉思在《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A Rising Great Power Finds Its Way》中补充了中国大战略的定义,这位学者提出中国四个战略思维的转型就是新大战略的基础:经济发展转型、外交政策的转型、安全概念的转型和中国价值观的变化。而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进行和亚投行的建立正好体现王缉思描述的大战略。在确定国家大战略的定义,本文分析与题目相关的文献。尽管文献的研究和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文献完全没有提到或进一步挖掘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亚投行本身的限制因素,并且收投资国家对这两种倡议的反应。其次,本文以亚投行为主要为例来讨论到中国大战略的限制因素为什么很重要分析。作为中国大战略的一个主要部分,亚投行对于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同时这个国际组织的政治条约比较明显。亚投行不仅是中国崛起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大战略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因为这个国家开发银行由中国主导建立,而且中国在其上有最大的权利。但是,中国的亚投行还是有一定的条约。中国不能完全控制亚投行、亚投行的角色只是补充世界开发投资、并且中国通过亚投行不能改变世界的秩序。亚投行的这三个限制因素可以说是反驳对中国大战略持有较乐观的学者。同时,亚投行的限制因素证明中国整体的大战略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分析,尤其是在不同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的态度有变化的情况。因此,研究和分析“一带一路”的限制因素是本文的创新点。本文使用其他学者做过的大n研究来进行更全面的定性研究。本文提出的假定是国内政治会影响到印度和缅甸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根据这个假定,国内政治是自变量、对“一带一路”持有的态度是因变量,然后因果机制是以上提出的两个国内政治因素:执政精英的政策倾向和意识形态以及舆论和社会对中国的信任。最后分析的结果是缅甸和印度两国都显示出,执政精英的政策倾向和意识形态以及舆论和社会对中国的信任这两个因素确实影响到两国对“一带一路”持有的态度。就印度而言,印度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想法经过了很大的变化。莫迪政府当任时,印度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变化,莫迪政府更重视一个强大和自给自足的印度,一个在国际平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印度。莫迪政府改变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改变了印度的外交政策,尤其是该国家对“一带一路”持有什么态度。到目前为止,印度还是保持同样的一种想法,也就是不愿意在“一带一路”上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且目前还在追求自己的“东向行动”的政策来提高自己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另外,有史以来,缅甸和中国之间具有比较特殊的关系,但是缅甸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也开始经过外交政策的变化。在2010年登盛总统还是以军事利益为进行缅甸民主化的核心。不过在登盛总统任职期间,公民参与开始改变政府对中国持有的态度。对米斯通大坝工程的水电项目和勒帕通铜矿项目的抗议都是两个主要的例子,证明了登盛总统载人时公民参与如何改变该政府的外交政策。其次,缅甸公民选择全国民主联盟当任时,固化了缅甸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改为多国对冲,从而改变了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最终,本文证明了执政精英的政策倾向和意识形态以及舆论和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如何会影响到两国对“一带一路”持有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