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的背景下,众多学者与社会人士主张促进就近就业。他们认为就近就业有利于降低劳动者的生活和交通费用等货币成本,减少心理焦虑等非货币成本,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从而有利于家庭重建。然而,未成年人教育缺失、老年人无人赡养、夫妻反目等家庭社会问题并不仅仅发生在留守家庭,对留守家庭的关注让我们忽视了大量就近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与家庭。笔者提出疑问:实现农民工就近就业能够解决当下留守家庭所产生的家庭社会问题吗?由于女性在家庭中往往是家庭照料者的角色,体现在女性农民工身上,其就业与家庭的冲突更为强烈,通常会影响她们对家庭的照料,从而引发一系列家庭社会问题。因此,笔者以就近就业的女工为研究对象,结合阶级主体分析和社会性别理论视角,依据劳工权益保护等相关法律研究女工的就近就业与家庭照料,特别是女工的就业状态对家庭照料的影响。主要调查对象是南安市W针织有限公司缝挑车间的已婚女工。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以及非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搜集资料。首先,了解女工为何能够在家门口的工厂就业,探究女工的就业选择。其次,剖析就近就业女工所处的就业状态,并分析工厂体制对女工家庭照料的影响。最后,分析就近就业女工所面临的压力,理解女工的“双重压力与困境”。研究发现,女工实现就近就业对于社会、家庭乃至自身都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女工能够进行良好的家庭照料。就近就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工家庭照料的缺失问题,但由于女工阶级主体身份带来的就业压力以及传统社会性别带来的家庭压力,这种缓解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女工的双重困境。就业地点并不是造成家庭照料不周甚至产生家庭问题的主要因素,真正影响女工家庭照料的是她们所处工厂体制下的就业状态。工厂体制下的超时劳动常规化与精妙的计件工资制度等都严重影响女工的权益保护与家庭照料。研究认为,就近就业女工在工厂体制的压制下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关注工厂体制并改善女工的就业状态,才能有效缓解女工在就业与家庭中的“双重压力”,从而改善女工的家庭照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