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性爱问题的考察，呈现海派小说中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样态及冲突，对海派作品的现代性意义进行重新阐释。 论文的上篇，主要分析海派小说中现代性特质的性伦理现象。首先，通过分析中国古代房中术中性交的战斗隐喻，以及花木兰与河东狮吼的民间故事，指出中国性文化中不具有两性战争的原型。中国文化中典型的两性模式是男尊女卑的等级划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两性战争的书写，更多地是在女作家笔下出现的。言说女性长期被压抑的生存处境，成了女性走向反抗的第一步。 其次，论文指出，男性文本中女性常常被异化为“天使”与“妖妇”两个绝对对立的极端。妖妇是一个阿尼玛形象——她象征着男人的梦中情人，蝴蝶、猫、狐狸是妖女形象常见的几种喻体。女作家笔下，妖妇往往内藏着天使的心肠，女作家以自己大胆而真实的写作，将妖妇从男性的噩梦中拉回到现实，从而解构了原始意义上妖妇的涵义，并且实现了妖妇向天使的能指转化。同时，女性作家也必然会在其文本中，构想理想男性形象的两极。笔者认为苇弟与凌吉士是相对于天使与妖妇划分的男性形象两极的典型。由于中国传统小说中，硬汉(英雄)形象的非性化特征，所以他们没有走进女性的情感世界。 再次，论文对同性恋文学做以界定。海派作家笔下，女同性恋行为的书写，具有现代性色彩。而男同性恋行为的书写，则有古代社会“比顽童”的遗风，不属于性伦理方面的现代性表达。 最后，论文指出，在海派作家笔下，爱情的终难圆满往往成了一种文化心态，爱情的水月镜花感受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寻梦失败的文化感受是一样的，这种情绪与整个社会任务没有完成的幻灭感也是一致的。 性文化作为社会文明的精神内核，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往往有着特殊的“历史惰性”。同样，海派作家与旧传统的脐带也不可能一剪剪断。论文的下篇就是关于海派小说性叙事的传统性特征的论述。首先，论文指出，在海派作品中男性与女性都有对心理时间独特的感知方式，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受到时光流逝的威胁，美人迟暮是男性带给女性的阴影心理。与之相伴而来的是，女性与男性的时间之流以不同的流速向前奔淌，女性的时间之流明显快于男性。正是女性对时间流逝的伤感，使得女性对时间的恐惧表现为两种样态，一种是张爱玲式的回望过去，一种是穆时英笔下摩登女性式的前瞻未来。原本生活在不同的时间维度的男性与女性，只有在从线性时间链条中切割下来的时间单元中，才可能由于被迫遇合而相爱。 其次，本文具体描述了海派作家笔下的淫乱型、情爱型、性爱型乱伦行为，以及男女作家对恋物癖的性变态行为的不同表现，并指出以往一直列为恋童癖的施蛰存的《周夫人》并非构成恋童癖。并且驳斥了，有关张资平等小说中的乱伦行为的表现具有新道德建构意义的观点，及海派作家笔下的混乱的性世界具有巴赫金所称的狂欢化世界的涵义的说法。回顾文学史上出现的三次性混乱行为描写的高峰，可以发现混乱性行为的表现总是与现代性事件相伴而生，它是现代性追寻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对抗性力量，但它本身不属于现代性的成分。 接着，文章针对海派小说中性爱和死亡的主题，具体论述了：疾病与爱情、禁欲与纵欲、处女眷恋、奉献与毁灭、性爱与物质文明，几个方面的内容。肺结核病在文化修辞中，被称为一种浪漫的疾病，因此，爱情故事中常常会出现它的身影；海派小说使人认识到，当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武器去冲击传统禁欲主义的时候，人的觉醒往往以人欲放纵的丑陋形式出现，而人性的放纵与人性的压抑一样，都在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虽然海派作家都是经历过五四启蒙运动的现代知识分子，但是我们在海派小说的审美判断以及人物的性观念中，仍可以看到处女嗜好的性畸变价值观的影子；神圣的爱会导致自杀或杀人等不幸的结果，这是爱之受难的一种形式。海派作家笔下无数的男男女女也在各自的生活中临难；性与商品交换由于其在商品社会的同构性，而不折不扣地构成一种互涉的隐喻。中国自古以来，就经常把“食”与“色”相提并论，海派小说的女体描写上，继承了明清艳情小说的这一食色传统。 最后，论文指出，在海派作家笔下女性的命运不过是“堕落”与“回来”两种情况。其实，不只是“堕落”，就是“回来”也是一种变相的卖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