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人脸识别设备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广泛应用于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公共场所人脸识别设备的滥用也引发公众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202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即是对该类担忧的回应,其中第二十六条对公共场所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前提（如场所条件）、行为模式（基于公共安全的目的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和例外（取得个人单独同意）做出了规定,但是对于上述规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如何判定的争议,因此,该规定要想取得实效就需要对上述争议进行深入研究,为该规定的实施提供统一的、可操作的标准。就该规定的适用前提而言,公共场所的判定满足开放性、人员的不确定性和场所的共享性三个标准。此外,能够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主体应当包括行政主体和有维护公共安全义务的非行政主体以及个人在特定场景中也可以是适格主体。就行为模式而言,公共安全的认定应当从行政审批时抽象的公共安全认定和设备使用时具体的公共安全认定两个角度;显著的提示标识应当满足明确性、明示性两个标准。就规则的例外而言,“单独同意”应当是指信息主体充分知情、自愿做出、同意内容明确。由于第二十六条的适用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在公共安全和个人信息权益之间进行利益衡量,因此有必要统一司法实践中的利益衡量理论,规范该理论在裁判文书中的论证过程,促进司法的统一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