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被认为是著名畅销书作家丹·布朗迄今为止最发人深省的作品。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的启发下,该书揭示了一场“瘟疫”所涉及的科学和道德问题。丹·布朗巧妙地揭示了跨域空间下身份建构的不同可能性,阐述了边缘化群体的生存状况。本文拟借助空间理论视角,研究身份危机在社会空间的成因,探索边缘人物在物理空间的移动中保持或构造单一身份的尝试,并说明人物最终是如何在理想空间实现身份的重构和自我赋权的过程。本文围绕着《地狱》一书中体现的空间中不确定的身份这一核心话题展开,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究。本文首先讨论的是不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带给人物的空间错位感与扭曲。以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位一体论为基础,社会空间中身份危机的出现经历以下三个阶段,分别是空间实践中生成的身份焦虑、在空间表征中构思的模糊身份和表征空间下的边缘化身份困境。通过对三个人物的比较分析可以认为,边缘化身份困境在社会空间中复杂的权力斗争和选择冲突中产生,此时身份的不确定性取代了被认为的固定、连贯与稳定的身份。接下来的部分通过人物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三个物理空间的位移来聚焦错位主体的身份追寻过程。佛罗伦萨作为身份追寻之旅的起点,是身份的避风港,既是安全之源,也是自由之源,但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的迁移破坏了这种稳定。威尼斯作为漂浮城市,是不稳定与分裂开始的地方。在威尼斯,小说人物见证了到伊斯坦布尔之前身份动摇和破碎的过程。最终目的地伊斯坦布尔被称作充满活力的宫殿,以自身的动态性质记录着身份的交织、重叠和破碎。在身份追寻之旅中的空间创造突出了身份碎片化的必然性,挑战了对固定身份的传统诠释。与此同时,身份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影响并持续建构着物理空间。佛罗伦萨被看作是家园,而威尼斯被视作一个导向孤立与分离的漂浮的岛屿。伊斯坦布尔在失去稳定的中心与经历边界持续模糊后,确保了它作为动态宫殿的意义。最终,索亚的第三空间作为一个开放拥有无限可能的空间承担起身份重构的任务。在第三空间的构思之上,丹·布朗模仿但丁诗歌中创造的地狱塑造了一个新地狱框架,其中包括超时空空间、回归空间和超人类空间。超时空空间是跨越真实与虚构的第三空间,将中世纪的但丁宇宙与丹·布朗的的现代宇宙连接起来。超时空空间的超越性特质使得兰登成功进行自我创造,摆脱了混沌感与罪恶感。回归空间重新定义了过去与现在记忆的常规关系,代表了过去与现在并行的时间混沌空间。在回归空间中,通过对历史的敬畏而不是反感与逃避,西恩娜成功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并终结了压迫的循环往复。超人类空间构建了一个抵制各种形式霸权的超人类主义共同体。贝特朗·佐布里斯特在其中试图解构权力话语的同时,也试图揭示另一种被困在反乌托邦条件下的批判话语,这使他最终颠覆了身份困境并塑造了作为救赎者的身份。在上述第三空间中,身份超越了空间与时间,超越了真实与想象,消解了身份建构的矛盾与焦虑。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丹·布朗在《地狱》中通过展示边缘人物的身份危机、身份追寻与身份重构揭示了身份与空间的关系。在特殊的、安全的或不稳定环境的空间中,人物构建、确认和改变身份.身份通过空间的相互作用拥有灵活多面的性质。第三空间思想为边缘人物提供了走出身份困境的范例,同时推动了身份的空间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