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春秋战国思潮的影响下,其人性论思想也呈现出融汇百家的特色,论文主要关注荀子人性思想并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国家积极弘扬传统文化和国学日益被重视的背景下,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丑恶现象严重,价值观严重扭曲,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探讨挖掘荀子的性恶理论仍然具有理论价值,值得重新思考。本文对国内外荀子思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重点梳理了荀子人性思想研究成果中“性朴说”、“性恶心善说”、“性恶说”三种观点的争论。西周时期,我国古人就开始关注人性问题,这些关注只能算是人性论萌芽。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继承孔子的“礼”的思想同时批判了孟子不合实际的性善论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以及商业的发展,政治上诸侯争霸及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思想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就是荀子人性论产生的背景。荀子坚持“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荀子于赵、齐、楚三国之间游学的见闻与经历直接促成了荀子人性恶的产生。本文认为荀子的“性”包含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情与欲望以及心性等内容。荀子评定善恶的标准即是:“正理平治”就是善;“偏险悖乱”就是恶。荀子从四个方面论证人性恶即:欲望的泛滥;人性中没有礼仪法度;人性需要礼法的改造;人不能生而成圣。性恶不是荀子的目的,导人向善才是其最终的目的。在人由恶向善转变的过程中,荀子引进了“伪”的概念,于是给出了“化性起伪”的转变路径,于是“伪起而生礼义”,进而引出荀子的终极理想“涂之人可以为禹”。孟子将仁义礼智这种天赋道德视作人性,要求人要保持自身的善,就要“反求诸己而已”,也就是自我省察,保存天赋德性。提出求其放心和扩充本心的修养方法。荀子将人性理解为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是人的生理本能和欲望,强调后天条件对恶的本性的制约和改造功能,要求对人的本性加以节制,依靠圣人制定的礼仪法度来教化世人,导人向善。孟荀双方虽然在人性理解不同,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克服恶对人的影响最终使人向善。同时理论虽然针锋相对,但在内容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上却是互为补充的。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他们探讨人性的目的,都是为了提升人的道德水平,通过对理想人格和道德品行的培育,达到治天下的目的,这也是儒家一贯的传统。荀子人性论对后世儒家人性观念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刻的影响,无论是董仲舒等人的性三品说还是二程、朱熹等人人性二元论都不能完全的否认人性中存在恶的因素,善不再是人性的唯一要素。荀子在论证人性恶的过程中,将人的生理本能和心理需求等人的自然属性认定为“恶”,将人生而既有的耳目口腹之欲和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这种事实的描述与善恶这种价值判断等同起来,这就犯了自然主义谬误的错误。荀子的人性论无论是其评定善恶的标准,还是化性起伪的思想方法都打上了明显的阶级烙印,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人民的钳制,同时由于时代的限制对人性的研究植根于现实经验的认知,不可能认识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荀子的人性论无论是在对孟子的批判中还是在对人性的把握上以及修养方法上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态度,从客观现实出发研究人性问题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虽然荀子在人性论的论述中并没有明确表达出人的能动性的作用,但在其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荀子对人的能动性的重视。荀子这种对人和后天努力的重视,以及注重发挥人的能动性的态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借鉴荀子以礼养欲和积善不息的学习修养方法,发挥礼义法度对人的情欲的限制和调节,实现人的欲望,克服了人的内在冲突,实现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和人的社会道德属性的统一。同时在个体道德人格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善与德行,重视积习与习惯的养成。荀子的性恶论,启示我们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完善社会礼法制度规范,防范人性之恶造成社会的混乱;同时还要树立正确价值观,发挥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作用,重视后天教育和环境对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