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执法要严格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但是,面对一些隐蔽性强、组织程度高、违法行为人反调查能力强的违法行为,凭借常规的调查方式,行政执法机关由于其调查成本的有限性,常常无法取得证据或查获违法行为人,从而无法完成惩罚、威慑违法行为,保护公民生命健康,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权衡公共利益和违法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在特定情况下允许行政执法机关使用非常规的调查手段。本文所要探讨的行政陷阱调查就是这样一种非常规的调查手段。但是这种行政调查手段在执法实践和行政法学理论中引起了很大争议,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行政陷阱调查的内涵与性质。行政陷阱调查是指行政机关隐瞒身份通过设计诱发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情景或者为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提供条件或机会,诱使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从而得以收集证据或者查获违法行为人的调查方式。行政陷阱调查的目的既可以是取得违法行为存在的证据,也可以是确定违法行为人,其一般针对的是有连续状态或有连续发生可能性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陷阱调查与行政机关要查处的违法行为同时进行,其属于秘密调查的一种。行政陷阱调查可以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此种分类的意义是:犯意诱发型行政陷阱调查没有正当性,而机会提供型行政陷阱调查有现实合理性。从法律性质上说,行政陷阱调查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第二章,行政陷阱调查面临的质疑。行政陷阱调查在实践中的运用引起了很大争议,许多学者对于这种调查手段提出了质疑。笔者通过深入分析,认为这些质疑并不能够绝对成立。首先,笔者针对学界对“行政陷阱调查违反依法行政原则”的质疑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行政陷阱调查属于任意调查的一种,无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而且,行政陷阱调查也不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并进而得出行政陷阱调查在现行法制下有存在空间的结论。其次,本文认为行政陷阱调查违背行政公开原则的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行政公开是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行政陷阱调查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的暂时的秘密。第三,行政陷阱调查不当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为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而行为不能认为是恶意的,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四,行政陷阱调查不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因为相对人在行政陷阱调查中并无信赖基础和信赖行为的存在。第五,对于有学者认为行政陷阱调查是制造违法行为的执法方式,本文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这种看法只对犯意诱发型的行政陷阱调查成立。另外,在行政陷阱调查中出现打人等违法行为或者行政机关追求部门利益的现象是行政执法中的任何领域都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非行政陷阱调查所独有,不足以做为否定行政陷阱调查的根据。第三章,行政陷阱调查的现实合理性分析。常规行政调查方式在特定情况下具有局限性,无法达到行政调查的目的。而行政陷阱调查在常规调查方式失灵的情况下可以有效达到行政调查的目的,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在衡量各种利益之后,应当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实施行政陷阱调查。另外,刑事诱惑侦查制度以及民事诉讼中的诱惑取证制度的存在对于在行政调查中确立行政陷阱调查制度也有积极的意义。第四章,行政陷阱调查的法律规制。首先,实施行政陷阱调查的主体应当限于行政机关和在行政机关控制之下的协助者,不在行政机关的监督之下,普通的公民无权进行。其次,行政陷阱调查应当只限于机会提供型,判断被调查人有无犯意应当区分不同情形,要求有合理的证据并且要具体指明被调查人,而且品格证据不能用来证明被调查人的违法意图。再次,行政陷阱调查的启动应当遵循穷尽其他调查手段原则和比例原则,并应当有批准程序。第四,行政陷阱调查的实施,包括严格执行调查计划、取证以及何时终止调查的问题。第五,行政陷阱调查与刑事侦查措施的选择。第六,在行政陷阱调查中对于被调查人的保护,包括禁止过度陷阱、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行政陷阱调查以及对于事后证明是犯意诱发型行政调查的被调查人免于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