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同步显现，各种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在规模、强度和危害性上都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关系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一个关键变量。因此，防范和应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农民群体性事件，不仅是保障农民群体利益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本文从探明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产生原因和应对思路的目标出发，将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研究。以抗争政治理论为支撑，在阐述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概况以及抗争政治与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关联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实际情况，对查尔斯·蒂利解释抗争起源和动力的“结构变迁与微观机制的互动结合”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改造，从宏观上对“中国政权体系重新建构引起政权内外关系的变化；对农民集体行动的开放、压制程度以及盟友的有效性等种种变化导致了政治机遇结构的变化；新兴的抗争方式的广泛传播及应用产生了新的抗争剧目”三个中国语境下的“结构变迁”，以及在种种变迁之中出现的“居间联络机制、传播机制、协同行动机制、合法性确认机制、认同改变机制、界限激活机制、社会利用机制等“微观机制”做一个详细分析，进而探明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调整政权关系、改善政治机遇结构、规范抗争剧目三方面确立应对中国农民群体事件的主要思路，期冀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保障。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的说明。第二部分，对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概况进行简要地阐述。首先，对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含义及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和界定，通过比对分析最终选用了中国行政管理课题组对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界定；其次，分析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的三种基本类型：纠纷型、维权型、泄愤型。其中维权型是当前最主要的类型，泄愤型事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最后，我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总体上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应科学理性地认识并正确处理。第三部分，分析抗争政治理论对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有解释力的原因。主要从两方面分析：首先，抗争政治与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外在表现形式的相似，即都具有抗争性、集体行动性和政治性；其次，抗争政治理论采用“机制—过程”的方法解释抗争政治生成的内在逻辑，对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很有解释力。第四部分，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核心，即在抗争政治理论的框架下分析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权、政治机遇结构、抗争剧目等“结构的变迁”，以及显现在各种变迁中的居间联络、传播、竞争、社会利用、认同、遣散等诸多“微观机制”的共同作用是我国农民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成因。第五部分，这一部分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与前面的分析相对应，是在第四部分的基础上，试图构建应对我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思路。从调整政权内外关系，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农民自身素质来改善政治机遇结构以及规范现有的抗争剧目等要素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