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以科学技术的工具性理性为支撑,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文明史的黑暗时代。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技术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其“双刃剑”两面效应也日益突显出来。科学的圣洁形象已经遭到现实的普遍质疑。科学的社会文化基石及其内在的人类学意义彰显出来了,而科学观也随之转向对终极人文关怀的强调与关注。作为对现代科学技术之复杂局势的哲学反思,后现代科学观围绕着科学与人文关系的核心命题,蕴涵了深沉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后现代的时代特性。通过对近代启蒙理性及其基础主义、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目标的抨击,通过对现代科学观的内在批判、激进发展与自我超越,后现代科学观体现了西方思想发展史的批判逻辑。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是后现代科学观的开端。它以“回到科学史”为口号,以反辉格式史为方法,通过对科学史案例的全新考察,把语境主义、心理主义引征到对科学的文化研究中,并以此彻底地摧毁了以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为主要代表的现代科学观。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学派的激进代表人物,费耶阿本德通过对该学派基本思想的大力宣传,把库恩的弱非理性主义推进到了极端非理性主义。其极端相对主义和激进反科学主义思想使之成了后现代科学观的重要代表。他提出的“怎么都行”已经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标语式口号。通过对历史主义科学观的激进解读,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经典知识社会学和传统科学社会学的专业基础上,把后现代科学观推向了极端。作为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外部继承,科学知识社会学以广泛的社会文化研究手段发展了历史主义科学观。在STS运动中,科学知识社会学以更为激进的建构主义科学观成了后现代科学观的主要角色。在早期后现代科学观的基础上,以拉图尔为首的新一代学者把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引入了科学元勘领域。通过对科学认识的日常活动进行田野式的微观研究,他们进一步把建构主义科学观推向了更深入复杂的研究领域。他们开辟出SSK新的研究路径,被学界称为第二代SSK学派。以其极端的唯名论、激进的相对主义,拉图尔在后来的“科学大战”中成了社会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并被普遍认为是后现代科学观的代言人。可以说,拉图尔的激进科学观在相当程度上沿袭了费耶阿本德科学观的极端路径。如同费耶阿本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到科学界的唾弃一样,拉图尔后来也在“科学大战”中遭到了科学家们的最严厉批驳。“科学大战”作为历史运动已经偃旗息鼓了,但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必然持续下去,两种文化的张力作用也将继续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发展到更高的台阶。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的大框架作为理论背景,从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的双重视角来探讨后现代思潮中的科学观变革。论文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时间跨度,对后现代科学观的历史线索进行了梳理,并对其激进代表人物之一费耶阿本德与拉图尔的思想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以阐释科学文化(或科学论)中的科学观概貌。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对后现代科学观进行了批判性述评,希望为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与时俱进的发展增添一点新的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