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用《左传》所载春秋人用《诗》279则、《国语》载西周及春秋人用《诗》38则、《论语》载用《诗》15则,以及《仪礼》所载奏《诗》、舞《诗》、歌《诗》等先秦文献资料,来研究春秋人(略涉前代人)的用《诗》及其社会功用。文章叙述了春秋前的用诗及其社会功用,阐释了上古诗歌的产生及周前诗歌用途的变迁,归纳了《诗》在采集及编辑中体现出来的社会用途。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所载西周的奏《诗》、舞《诗》、歌《诗》、引《诗》等资料,得出上古时代原始音乐、舞蹈和诗歌是适应彼时原始生产和原始生活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其用途在于辅佐原始生产和改善原始生活的结论。但"泛神崇拜"产生后,神灵成为人世主宰,诗、乐、舞则主要为"降神""娱神"之用;国家产生后,诗又变成执政者的社会治理工具。赋《诗》是春秋用《诗》的重要方式。赋《诗》由赋主自己(或赋主一方人)按节拍念而不是歌唱《诗》句,无乐器伴奏,这是它与歌《诗》和诵《诗》相区别的关键所在,也是它之所以取代歌《诗》、诵《诗》而在春秋兴盛的主要原因。由《左传》《国语》所载春秋人赋《诗》74例可见,春秋赋《诗》可分为宴享赋《诗》、外交赋《诗》和规谏赋《诗》三类,其赋《诗》遵循着"断章取义"、"《诗》旨共识"、"赋篇取首"、"赋《诗》不刺"四大规则。这些规则的形成有春秋外交形势需要、《诗》社会功能转变、官学教育等原因,春秋赋《诗》的社会功用呈现出由"赋《诗》守礼"到"赋《诗》表意"的发展趋向。引《诗》更是春秋用《诗》的重要方式。《左传》、《国语》载春秋人引《诗》144则,由此可看出春秋引《诗》有顺《诗》表义、引《诗》对比、借《诗》申意、断章取句(含断句取词)、简称括义这五种方法。从引《诗》呈现出的形式灵活可变性和其"以《诗》为则"的用《诗》意识恒定的不变性可以看出,春秋引《诗》具有引《诗》证理、引《诗》评论、引《诗》讽谴等社会功用。由《左传》载孔子引《诗》和《论语》载孔子论《诗》、引《诗》来看,孔子确实受过传统《诗》学社会功用观的影响,因而曾以《诗》评论、以《诗》证理。但《论语》又载孔子大赞子夏以"礼后乎"解《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并且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孔子是在强调《诗》教化世人的社会政治功能,因而孔子在以《诗》证理、以《诗》评论的社会功用之外,又开发出以《诗》教化即把《诗》作为社会道德教化工具的社会功用,对"诗教说"特别是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总之,原始的音乐、舞蹈、诗歌是为了顺应彼时原始生产和原始生活中"宣导其民"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到了 "神为人主"的时代,音乐、舞蹈、诗歌的主要用途则变为"降神"为主。而国家产生后,诗的创作和流传,乐、舞的产生和使用,又使其变成了为帝王社会治理服务的工具。春秋时期,人们在宴享特别是外交场合赋《诗》、引《诗》,把《诗》作为人际交流的工具,充分发挥出《诗》的社会交流功用。上古诗歌的社会功用,从服务社会生产生活的生产生活功用,到"娱神" "颂祖"的宗教功用,到"谏君" "改政"的政治功用,再到"赋《诗》言志""引《诗》诉求"的人际交流功用,呈现出随着社会需求而变化的历史性递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