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当代著名学者，其著作以史学和文化学为主，兼及文学。作为一名文化保守主义的国学大师，钱穆一生以阐释和弘扬传统文化为职志，致力于唤醒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他坚信中国传统文学不仅不是“死文学”，而且已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人文生命之中，是中国文学创新之根本。如此，钱穆对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学相对的西方文学的解读，就显得格外引人关注，这种解读将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对待中国文学的真实态度，彰显其文学观的价值。 本文旨在从钱穆对西方文学的解读看其文学观，所以本文的重点一是关于西方文学解读的研究；一是西方文学解读与文学观的关联研究。钱穆有关西方文学的一些解读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论丛》、《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和《晚学盲言》等著作中，对这些文献的梳理是本文要做的基本工作，首先是内容上的呈现，此处要注意钱穆对西方文学的解读受其西方文化观的影响；更进一步，是对西方文学解读观点的分析，钱穆在对西方文学的解读中有误读，也有正读，有平实之解，也有新奇之解，如何理解钱穆的这些观点也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几乎没有离开中国文学这个参照独立谈过西方文学，因此，研究钱穆对西方文学的解读，其最终的目的还是探讨其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回应。 文章将分五个部分进行探讨： 绪论“钱穆先生及其关于西方文学的研究”，主要考察文学在钱穆的学术生命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钱穆西方文学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此论题下的研究史方面，直接的，前人对钱穆文学观，尤其是西方文学观的讨论并不多；间接的，将钱穆对西方文学的研究置于近代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五四一代学人“即彼显我”的类似情况也很少见，仅“中体西用”有可参考的价值。 第一章“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下的西方文学”，主要讨论钱穆西方文学研究的文化观基础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西方文学的整体性看法。钱穆认为作为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文学的形成有赖于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属于“物本位”的“二元对立”的外倾型商业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心本位”的“天人合一”的内倾型农业文化，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导致了“戏剧人生”和“诗化人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精神。从文学源头上讲，西方文学以戏剧、小说为主，中国文学以“诗歌、散文为主，中西文学起源的差异，又因为“中国文学乃以雅化为演进，而西洋文学则以随俗而演进”而不断深化。最终，在文学的各个方面，中西方都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钱穆以为，西方文学是一种“驰心于外”的文学，而与之相反，中国文学恰恰是一种“文以达心”的文学，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第二章“典型案例：钱穆解读莎士比亚”，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通过深入了解钱穆解读莎士比亚的内容，发现其西方文学解读中的偏颇之解，而正是这些偏颇之解，让我们看到了钱穆治学的另一面。文章着重分析这种偏见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从而探讨钱穆整个西方文学观的实质和思想意义。钱穆基于“文以达心”的文学观，认为文学应该是作者内在人生的反映，文学一定是与作者与人生相关的，而莎士比亚身世不详，谈不上人生，其作品与莎士比亚其人毫无相关。但是，事实上，大量的莎学研究资料，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证明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与莎士比亚其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如此，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恰恰论证了钱穆“文以达心”的文学观。就这一方面来说，西方文学不仅不是中国文学的对立面，而且和中国文学有着相类似的性质。钱穆对莎士比亚的解读明显具有偏颇。究其原因，客观上钱穆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对西学接触甚少，造成了知识面上的缺陷；主观上，钱穆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学充满了“温情与敬意”，站在捍卫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其态度当然是褒扬中国文学而打压西方文学。 第三章“‘即彼显我’——钱穆文学观的真实态度”，意将钱穆的西方文学研究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考察其文学观的真实态度。钱穆对西方文学的解读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的激发，缘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提倡“全盘西化”，钱穆认为“全盘西化”是对自我文化的谴责与轻蔑。钱穆所作的努力，全在于重构中国文学的经典地位和重塑中国文学的传统精神。他对西方文学的解读，是为了“即彼显我”，也就是说，西方文学只能作为中国文学的参照，目的在于彰显中国文学的生命本我，期以唤醒国人对文学传统的深情厚谊。钱穆“即彼显我”的观点与当时的“中体西用”颇为相似，但是“即彼显我”具有更强烈的主体性。此外，中西文学的争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演化为新旧文学的争论，因此钱穆的新旧文学观应被纳入本章所讨论的范围。钱穆反对一切西方文学都是新文学，中国文学皆为旧文学的说法，否认文学新旧之分即高下之分。钱穆提出，“倡新莫如复旧”，即使倡新，也必须在坚守传统旧文学的基础之上。钱穆“温故而知新”的新旧文学观坚持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自主性地位。在此基础上，对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方向，以及中西方文学的关系，钱穆提出了“集异建同”的意见。钱穆坚决主张中国文学现代化应当以中国传统文学为基础，“集异建同”，致意于通过中西文学比较来为中国文学提供开新的启迪，但最根本还是在于确立中国文学的自主性价值和主体性地位。 钱穆对西方文学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中国文学这个参照物。换句话说，中国文学是钱穆讨论西方文学的标杆，讨论西方文学其最终目的还是也仅仅是中国文学。钱穆是一位深具民族文化情感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毕生的学问都用来捍卫和弘扬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价值。虽然，钱穆区分西方和中国的研究方法，有明显的“文化意识形态”(即文化间的斗争)的烙印，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认知图式，而非学术的思维方式，但正是这样，钱穆的研究能够真正地发现问题、探求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