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行为及其波动产生的福利成本。理解宏观变量的行为以及调控可能产生的效果,是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本文的研究旨在进一步理解我国经济变量的行为、评估宏观调控政策并确定各种政策目标之间的优先关系,从而为宏观调控提供量化的微观基础。　　 宏观调控的对象包括实际变量(消费)和名义变量(通货膨胀),我们首先从变量的行为入手,进而研究变量波动产生的福利成本,按照这一思路,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使用的方法和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研究消费行为:首先应用Hansen-Jagannathan方差界确定消费者相对风险规避系数的合理范围;其次使用弱工具变量方法估计我国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　　 第二部分研究通货膨胀行为:基于VAR方法检验了中国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　　 第三部分研究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首先利用Lucas的基准模型计算了经济波动和降低增长率的福利成本,并对二者进行比较;进而引入习惯形成和递归效用,对基准模型进行扩展,考察不同模型中福利成本的变化;进一步建立一个随机的内生增长模型,以考察波动可能对增长产生的影响以及此时波动和增长成本的变化。　　 第四部分研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首先基于局部均衡的“福利三角”方法计算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其次引入MIU、购物时间和CIA模型,考察基准模型中可能遗漏的因素并比较不同模型中的结果;进一步建立一个货币搜寻模型,以考察定价机制和市场力量对通胀成本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发现:　　 第一,消费者的风险规避系数不高,我国消费者并非极端风险规避的。我国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显著为负,这与经济理论和其他国家的证据相悖,我们将其称为“新EIS之谜”。　　 第二,纯前瞻性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无法解释我国的通货膨胀,而混合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则有较好的解释力,因此预期和惯性都对当期的通货膨胀有显著影响,但其中通胀预期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预期在治理通货膨胀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我国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较高,远非可忽略的,在引入习惯形成、递归效用和内生增长之后,波动成本进一步提高。降低增长增长率造成的福利成本则更高,但二者的差距并非数量级的。　　 第四,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约为产出的1％,考虑的定价机制和市场力量后,可上升至3％～5％。　　 本文的结论说明,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和价格稳定都是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追求的重要目标,其中经济增长率降低会造成巨大的福利损失,保持经济增长应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经济波动产生较高的福利成本并不意味着应该激进地运用更有力的调控措施使经济更加平稳,而应将重点放在防止经济波动加剧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上。我们的分析表明,通过有效的政策组合和制度建设,实现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和价格稳定这三个重要目标之间的协调是可能的。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在计算我国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中分别考虑了内生增长以及定价机制和市场力量的影响,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HJ方差界、弱工具变量方法以及对菲利普斯曲线检验方法的引入,也丰富了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变量行为的工具箱。本文的研究也可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提供一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