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关于梁实秋、朱生豪、卞之琳的莎士比亚译作孰好孰坏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梁实秋是独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一人,朱生豪是大陆读者最为熟知的莎剧译者,卞之琳“以诗译诗”为后人翻译莎士比亚开创了新的道路,是诗译莎士比亚的一个里程碑。近年来,随着翻译理论发展多样化,类似关于“莎士比亚译作孰好孰坏”的争论少了很多,批评家转向多角度研究三者的译文,例如：对三人翻译的研究性综述,译文赏析,通过比较其各自译文来研究翻译策略,等等。然而,对三者的系统性比较分析的文章仍不多见。近年来,西方文化学派的操纵理论越来越为译界学者所接受,其代表人物安德鲁·勒弗菲尔提出,翻译翻译不是在真空下创作的,而是一种改写,主要受当时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个因素影响,也是这三个因素影响下的产物。本文拟以操纵理论为理论框架,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King Lear作为语料,系统对比分析操纵理论三要素对译者以及论文的操纵。研究发现,虽然梁实秋,朱生豪和卞之琳可算是同一代人,而且梁实秋和朱生豪的翻译活动也处于同一时期,他们的译文却大不相同。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梁实秋和朱生豪的社会主流意识相同,但其个人的意识形态与翻译思想有很大不同,造成了其翻译策略的不同。而卞之琳处于50年代,中国大陆正处于政治环境紧张时期,阶级斗争仍然激烈,全国上下都在进行马克思思想的教育学习,因此,他的译文不可避免带有很强的阶级性。在诗学方面,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逐渐取代了文言文,30年代和50年代的诗学特征基本相同,但是三人自身的诗学观不同,造成了其翻译文体和风格的不同。除此之外,研究发现赞助人因素在三人的翻译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研究,笔者发现三人的翻译的确受到了三要素的操纵,三人的翻译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的影响碰撞的产物。很难说三个译本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笔者希望本文的分析能为此类研究和李尔王的译文分析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