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需要各种各样可靠的金融服务(如储蓄、信贷、支付、转账和保险)来管理生活、把握商机或者为重要开支和困难时期做准备。普惠金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倍受世界各国的关注。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随着微型金融的发展,贫困人口和无银行账户者所能获得的金融服务迅速增多。成千上万的为生存在金字塔底部的贫困人口和微型企业服务的机构涌现出来,其中许多机构都能在保持财务可持续的情况下履行社会使命。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并将继续采取促进普惠金融的国家战略。20国集团金融包容性全球合作计划的出现表明,在全球领先的国家中,普惠金融已成为一个关注重点。普惠金融——金融发展的可得性维度,经常被忽视,主要因为严重缺乏关于谁可得哪种金融服务以及广泛获得金融服务的障碍等方面的数据。没有包容的金融体系,穷人和小企业就必须依靠他们个人的财富或者内部的资源去投资他们的教育、创业或者抓住有利的成长机会。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例如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最可能约束有才华的穷人和缺乏抵押品、缺少贷款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小微企业,因此导致持续的不平等和增长缓慢。理论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存在的摩擦是产生贫困陷阱的关键机制。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深度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和稳健的因果关系。经济理论上强调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相关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为弥补此不足,本文在控制了文献中所强调的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有代表性的普惠金融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利用全球金融包容数据库(Global Financial Inclusion(Global Findex)Database)、企业调查数据库(Enterprise Survey)、金融可得性调查数据库(Financial Access Survey),从中筛选出个人账户率、个人贷款率、借记卡率、电子支付率、企业账户率、企业贷款率、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流动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银行分支率等这九个指标,作为衡量一国普惠金融程度的代理变量。被解释变量为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主要解释变量为上述九个普惠金融指标。其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还包括期初实际人均GDP、期初平均受教育年限、开放度、通胀率、政府消费率、总生育率、法治和民主等。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个人账户率、借记卡率以及电子支付率等指标之间的相关度较高;企业贷款率、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以及流动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等指标之间的相关度也较高,所以需要把它们分别引入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OLS模型对以经济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重点讨论各有代表性的普惠金融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通过引入各有代表性的普惠金融指标分别与期初实际人均GDP、期初平均受教育年限、法治、民主和中小企业规模的虚拟变量的乘积项,考察在这些变量水平不同的国家中,各普惠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最后,通过引入投资、创业、创新、教育等变量,本文探讨了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可能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个人贷款率显著促进了短期经济增长,而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显著阻碍了短期经济增长。具体而言,个人贷款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且正向影响,即个人贷款率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这可能是因为,个人贷款有助于家庭规避风险和创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对短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即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显著阻碍了短期经济增长。这可能是因为企业投资资金越集中来自银行,越容易导致金融不稳定,阻碍短期的经济增长。个人账户率、借记卡率分别与期初实际人均GDP的交互项的影响显著为负,且在期初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国家中个人账户率和借记卡率的净效应显著为负,这说明与期初实际人均GDP水平较低的国家相比,这些国家中个人账户率和借记卡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阻碍作用。类似的,期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民主程度分别与个人账户率、借记卡率和电子支付率的交互项显著为负,即在期初平均受教育年限或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中,普惠金融个人账户率、借记卡率和电子支付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了阻碍。这表明人均GDP、平均受教育水平、民主程度与普惠金融密切相关,这些变量抑制了普惠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企业贷款率分别与期初实际人均GDP、法治的乘积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中小企业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因此,在人均GDP较高、法治水平较高、中小企业规模大的经济体里,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此外,本文发现普惠金融没有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创业、创新来影响经济增长。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有必要获得更好的数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必要的金融知识和企业管理方面的培训;政府需要在加大向以往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群体发放贷款和保持金融稳定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