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东汉经学隆盛背景下的《楚辞章句》,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汉代“说经”思潮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打上了“经学”研究的符印。然而,受与屈原相同的地域情结、个人仕途遭遇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王逸在注释时,明显表现出一种内心情感的自我流露,因此就使得他的《楚辞章句》表现出与东汉“说经”思潮不同的风格和特色。这种相同中又有不同,正是《楚辞章句》的基本特色,也成为本文的探究关注点。这种探究大致包括以下三部分：第一章探讨王逸注释《楚辞》的动因。与屈原相同郡望的地缘情结引发了王逸对屈原的深痛怀念继而形成了他注释《楚辞》的心态。坎坷的仕途遭遇和屈原在思想与情感上的共鸣形成了他注释的外部动因；王逸不仅广泛继承了民间和学术界广为流传的汉代两大“楚辞”学研究系统,而且渊博的学识积淀和高尚的自我人格修养,便形成了他注释的学术原因。第二章分析王逸注释《楚辞》的方式及所体现出的特色。首先,王逸注释《楚辞》秉承了汉儒研究方法。一方面,通过不断引用儒家六经,努力挖掘《楚辞》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政治学意义来提升《楚辞》在汉代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王逸又以《诗经》为标准,通过关注《楚辞》中“依《诗》取兴”的艺术手法试图达到诗骚并称的文学观照。王逸采用儒家经典的研究范式,通过沿袭毛诗学的研究体例和对《楚辞》中讽谏美刺精神的关注,成就了他注释的一大特色。其次,王逸在注释时体现出了与东汉经学家完全不同的风格特色。在运用韵文、散体、神话作注的同时,又展开对文本思想的深入挖掘,打破了经学思想独领汉代学界的局面,为汉代经学家说经解经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模式。第三章阐释《楚辞章句》体现出的王逸文学思想。王逸编订《楚辞》,将汉代模仿楚辞创作出的“骚体赋”辑录在内,在形式和风格上肯定辞赋一体的同时,又希望从“抒情”的角度将二者区分开来；《楚辞章句》也体现出了王逸对《楚辞》作品“言志抒情”创作情感的关注与重视,并对作品中所传达出的那种“悠游婉顺”创作格调给予激赏。除此之外,《楚辞章句》既体现了王逸对汉人评价屈原的看法,也反映了他对文学主题、比兴艺术的追求,希望在经学背景下还原文学作品的原始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