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解释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吉尔兹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人类学转变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在深度描述、地方性知识、符号学等方面的研究体现了“解释人类学”的基本理念,即肯定人类文化的本质是符号的和解释性的,因此作为文化研究的人类学也是解释性的。这种研究模式打破了长期以来人类学界沉迷结构的局面,具有开创性意义。吉尔兹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学领域,随着70年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解释人类学被广泛应用到历史学实践中。新文化史作为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其显著特点是：一方面,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另一方面,积极借鉴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的优秀成果,解释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文化人类学。其中,吉尔兹解释人类学被许多新文化史家所关注和采用,如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意大利历史学家卡罗·金兹伯格、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等。他们大量使用文化分析、微观研究、仪式和象征解读、文学叙述等研究方式,关注丰富的文化表象、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促进了新文化史的发展。总之,新文化史从解释人类学那里获得了文化的概念、深度描述的解释手段和地方性的研究视野,推动了新的研究风尚——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可谓收益匪浅。本文详细介绍了吉尔兹的著述历程、解释人类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案例,通过分析新文化史的兴起和考察若干新文化史家代表作,以期系统梳理吉尔兹对历史学方方面面的影响及提供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