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问题得到了国内外普遍的关注。个人信息权益深受信息技术的影响且和公权力的运行密不可分,行政机关借助信息技术全面掌控社会,如何应对公权力以保护私人自由成为了信息社会各国法治建设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信息社会,个人信息的保护始终与公权力的行使息息相关。因为政府在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涉及到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可以说政府是个人信息最大的收集、利用者。在未来的社会治理中行政机关会更加依赖大数据技术,其掌控个人信息的数量会更加巨大、内容也将更加详细。因此为克服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面临的更大威胁,对行政机关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予以有效的法律规制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起步较晚,所以我国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制度建设并没有跟上大数据时代的脚步,仍存在着行政法保护体系不完善、行政主体对个人信息收集利用的程序不规范、个人信息保护行政法救济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公权力的运行缺乏具有针对性、精准性、有效性的规制,这背后存在着行政法角度上“公共利益”判断标准不清晰、信息侵害行为具有隐蔽性、行政主体怠于履职后内部追责标准缺失等诸多原因。行政机关不能过度地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与利用,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的法律制度始终围绕着对行政权力的限制。就行政机关而言,应当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在合理限度内收集、利用个人信息;同时,也应当建立合理的法律约束机制,规范公权力的行使程序,不过分干预私人生活。有些域外国家和地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早,行政法保护制度也较为完善,所以我国可以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体系,从解释论的角度进行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制度的续造,并增强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在程序性规范中,明确运用一系列的基本原则、法律规则规范行政机关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具体程序;在事后救济措施中,拓展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适用范围,并且发挥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优势。最终促进我国个人信息行政法保护制度的建设,使公权力在法治轨道上平稳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