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一贯崇尚自由市场机制的英美多家大型商业银行岌岌可危，纷纷国有化。相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却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景象，2008年创造出可喜的经营业绩。与西方主流理论截然相反的现实促使学术界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以及英美模式下的商业银行风险。于是，文章旨在探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性质、风险变化逻辑及治理。　　 本研究考察的银行风险是既定制度下，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利益相关方相互博弈而引起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在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尝试着将制度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契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博弈论等研究成果运用于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研究中，试图建立尚属理论空白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分析框架。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文章关注于国有商业银行1978年-2008年的风险演进逻辑及其中蕴含的风险特征，将这一风险演进片段的分析纳入总体制度结构演进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渐进改革进行回顾和总结。基于特定制度变迁中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研究的思路，文章首先分析了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支持，这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形成的逻辑起点。文章从简述制度变迁理论入手，比较了激进式与渐进式经济转型的特征和结果并深入讨论了国有商业银行支持下的体制内增长。文章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为中国渐进式改革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的同时，也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在“拨改贷”等一系列特定制度条件下，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家专为企业融资方便而设立的配套制度安排，以人为压低的利率甚至是负利率贷出大量资金，补贴国有企业发展，支持经济增长。而这种不同寻常的经济支持，更反映出特定制度条件下国有商业银行与一般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特殊的风险性质与变化逻辑。承认这一历史演进的逻辑自然就会更加关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特性。文章以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为界，将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性质及其变化逻辑的研究分为2004年以前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的结构和特征，制度变迁中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的变化。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和一般商业银行风险特性的比较以及构建国家--国有商业银行--存款人--国有企业相互作用模型，文章认为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具有非市场机制下风险内部化而收益外部化的风险性质。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在自由竞争市场中自主选择能够承受的风险，风险与预期收益相对称的风险特性；国有商业银行在改革前的较长时间里实行非市场化的经营机制，将资金以便宜甚至亏本的价格大量贷给亏损或半亏损的国有企业并承担企业违约带来的信用风险，而经营收益体现为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税收贡献与对国有经济的支持在内的国家收益，即收益外部化而风险内部化。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特征有所变化。文章依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统计数据、修正的信贷均衡模型和改造后的德瓦特里庞和马斯金软预算约束模型的分析指出，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特性由最初的风险内部化于银行而收益外部化于国家，逐渐变为风险外部化于国家而收益内部化于银行。改造后的软预算约束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国家、国有商业银行与贷款企业博弈的唯一子博弈完全均衡解是国有商业银行倾向于贷款给效益差的企业，同时效益差的企业得到再融资。由此，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不再单纯的是因政策性贷款引致的风险，软预算约束下的投机行为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双重风险结构。当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大于收益时，国家从2004年开始着手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文章将研究视角延伸至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后的风险变化，以此补充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研究理论。文章由表及里，从剖析上市国有商业银行报表数据出发，解析国有商业银行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深入探讨国家、国有商业银行管理者和其他投资者的相互关系，并将三者关系抽象为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求解管理者激励约束与其他投资者参与约束下的国家期望效用最大化问题，推导出的国有商业银行现行风险特征。　　 研究发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管理者对银行的经营管理与其报酬几乎不挂钩，其他投资者的参股比例较小的情况下，国家依旧承担着国有商业银行风险，并无法用有形资产的注入赎回国家声誉这一无形资产的担保。这种情形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现行风险特征主要体现为银行管理者和其他投资者倾向于最大化短期收益与国家追求国有商业银行长期稳定增长的矛盾，风险收益仍然不对称，银行风险不仅没有如期减少，反而加剧了中长期风险。在深入分析改革前后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性质的基础上，文章努力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运用数据证明理论判断并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有商业银行风险进行预测。文章首先对四家上市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压力测试，预测这些银行现行贷款结构的风险情况。文章设计了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程度、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回落程度、房价下跌程度等在内的宏观压力场景，考察此环境对不同行业贷款质量的影响程度，进而测试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文章预测如果经济下滑到假设的压力场景，上市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将大幅反弹，新增不良贷款余额也将超过两千亿元。其次，文章对改革30年来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性质及变化逻辑的理论判断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设计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指标、国家收益指标、居民储蓄行为指标与其他投资者参股指标，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对非平稳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对平稳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与经济增长有长期正向关系，其他投资者参股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多元化改革截至目前并没有改变国有商业银行一贯的风险特征，而国有商业银行风险与居民储蓄也呈现正向关系。这些与一般商业银行风险变化规律截然不同的检验结论，恰好证明了文章前面的理论判断，突出了国有商业银行与众不同的风险特征。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促使文章对这一轮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进行了深层次思考，并指出国家陷入了金融控制和分散风险的两难境地。文章从各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状况和产权改革实践、国家担保的不可分割性以及金融控制的作用三方面予以阐述。文章提出，我国储户与国家拥有一种特殊联系，储蓄存款和国家对银行的隐性担保强相关；对于存款人来说，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担保是不可分割的，要么完全担保，要么没有担保。于是，国家不可能从保持国有商业银行控制力前提下的产权多元化改革中赎回国家声誉这一虚置资本。与此同时，文章试图探究金融控制的“双刃剑”作用，将本次“保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放在国有商业银行风险变化的历史发展路径中分析。由此看出，国有商业银行一贯的风险性质没有改变：国家希望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大规模的贷款支持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这样，国家得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期望收益，并将实体经济风险转移给了国有商业银行；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收益外部化于国家，风险内部化于国有商业银行。　　 纵观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过程，国家总是试图在保持国有商业银行控制权的情况下，分散银行风险。然而，风险与收益往往相辅相成，企图尽量增加收益又不承担风险的想法很难实现。文章结合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性质及变化规律，尝试着寻找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治理的思路。文章对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治理的探究由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方面展开。宏观层面的分析由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原因说起，由此提出了治理国有商业银行风险应坚持“中国特色”。改革应注意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制度的历史演进，从改变国家、国有商业银行管理者、存款人、其他投资者四者关系出发，构建国有商业银行风险分担机制。从微观层面来看，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治理措施包括从国有商业银行激励约束机制、国有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两方面改善不完全合同；探索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提高存款人的风险意识，加强市场对金融机构的约束作用；推进金融风险的横向分担机制，形成金融中介的纵向风险分担与市场的横向风险分担相互作用，有效配置金融风险。总的来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风险性质产生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并随着制度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变化往往依赖于国家、存款人、国有商业银行等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均衡。这就需要我们长期的关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