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第一次系统、完整地研究了凯恩斯乘数理论自产生以来的整个形成过程、基础理论拓展、重要发展分支和新兴领域的应用情况。　　 关于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形成，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发掘和研究，还原了当时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过程，发现凯恩斯乘数理论其实是凯恩斯首先提出、合众人之力、经过了酝酿萌芽、初步形成、逐步完善和最后定型等数个阶段。　　 论文指出在酝酿萌芽阶段，凯恩斯最早在1924年提出了乘数思想。而在初步形成阶段，卡恩1931年的《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实际上是乘数理论形成的标志。正是凯恩斯在卡恩1931年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正式提出的凯恩斯乘数理论的，没有《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中卡恩乘数就不会有凯恩斯乘数的规范形式在当时出现。“米德先生关系(Mr Meade’s RelaTiO2)”在卡恩及其圈子中被多次讨论并促进了乘数的形成。卡恩的乘数与“米德先生关系”存在着非常的密切关系，他多次提到和承认自己的论文与米德先生的关系，并赞赏米德先生关系与以前的研究相比有了巨大进步。另外，华尔明在当时甚至更早的对乘数的表达方式被认为是怪异的，但又是严密而无懈可击的，而且很有可能对卡恩和凯恩斯乘数产生了影响。首先其作品是原创性的。第二点可能更具说服力，乘数的储蓄漏出已在华尔明1928年的论文中解释得非常清楚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又出现在了他1929年的专著中。所以，凯恩斯乘数很可能受到华尔明的影响。　　 在凯恩斯乘数理论的重要发展中，对外贸易乘数模型从马克卢普等人的静态贸易乘数模型到中长期时间尺度下的强调国际收支约束的动态贸易乘数模型，被认为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国际贸易领域的运用和发展。在凯恩斯乘数原有分析中虽然也简略涉及到国际贸易的问题，但是从来没有专门提出强调贸易作用的乘数模型，而大多数情况下是立足国内去进行分析的。有鉴于此，这些贸易乘数理论模型和实证经验专门研究如何运用对外贸易乘数模型来分析和预测对外贸易对国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　　 对凯恩斯乘数做出的最著名的创造性发展则是汉森-萨缪尔逊模型。该模型综合了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度原理，并成为主流经济学中被广为引用的一个解释经济周期与波动性的分析框架。汉森和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乘数不足以说明问题，只有把加速原理和乘数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充分估计乘数的作用。萨缪尔森首先研究了二者的关系，在导师的提示下巧妙地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并于1939年首创了经济周期模型。这一开创性的研究是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贡献，也是对凯恩斯乘数的重要发展。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发展出了最全面的超级乘数周期模型和具有适应性预期的新乘数-加速度模型并得到了耳目一新的数字模拟图形。虽然预期的引入在技术层面还欠成熟，但却是非常可喜的一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凯恩斯乘数理论得到了十分重要的应用。首先，克鲁格曼等人开创的新地理经济学模型，借鉴凯恩斯乘数思想来分析经济规模的集聚和扩散的动态机制，即出口基—乘数分析模型，显然是对凯恩斯乘数的直接运用，但是新经济地理学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出口基—乘数分析模型解的二阶稳定条件，并且提出了内爆点和聚爆点两个关键概念。在该新兴学科继续寻找更加具有优良性质的市场潜力模型研究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同时，提出了著名的“母市场效应”，这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乘数放大机制，当然这背后是以规模经济为条件的。至于对贸易成本十分敏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解释了经济集聚现象和城市的分布，这是凯恩斯乘数理论所始料不及的。　　 开放宏观经济学首先从国际收支的角度弥补了凯恩斯乘数对汇率波动和经常项目的动态变化的忽略。将凯恩斯乘数模型应用于开放宏观经济中来考察政策的乘数作用机制是很自然的事。经济规模方面，小国开放经济和大国开放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之间“反馈效应”的强弱，在特定情况下反馈效应的增强可以产生令人惊奇的效果。而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则是放松了价格不变的前提，强调汇率的高波动性对价格的穿越效果，使乘数分析更加具备了接近现实世界的元素。　　 论文在详细论述了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应用之后，提出了凯恩斯乘数理论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形势下所面临的3个新问题及其新内涵，即跨国界的新区域乘数、具体到产业的层次的产业乘数、和具有动态化和动力学机制的动态乘数。新区域乘数需要考虑国境两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同时也要考虑边境效应的动态经济影响。产业乘数主要具体到产业和部门层次，研究不同部门的带动效果有何差异，包括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内部的不同产业乘数和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产业连锁带动效果。动态乘数内涵则重在研究乘数的动态运行机制以及动力学原理，作者不但援引了目前动态模型的研究前沿，而且前瞻性地给出了动力学研究的期望。　　 将具备三个新的内涵所构成的新乘数理论体系应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是一件十分有意义也是有趣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运用新的乘数理论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特点，从新静态修正乘数、动态贸易乘数模型、国际产业连锁带动和汇率动态影响的方面，并进行了必要的国际比较，提供了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果的结论。由于亚洲东部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因而论文所做的国际比较主要是基于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的。　　 第一，储蓄并不完全是经济的漏出活动，如果储蓄有效地成为了投资的资金来源，那就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论文结合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求得真实的储蓄漏出倾向。第二，由于中国经济存在进口与出口紧密联系的特殊性，论文采用净进口倾向结合国际储备率数据计算新的逐年修正乘数。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最新数据，中国的消费倾向位于亚洲国家的最低档，进口倾向和出口倾向位于中等水平，国际储备和资本形成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最终数据显示，中国的乘数处于较低水平，接近韩国和日本的范围(2.00-4.00)，但低于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其原因主要是消费过低、储蓄过高、国际储备过高，而资本形成方面则对乘数值提供了正的贡献。　　 作者应用动态贸易乘数模型的实证分析显示，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之前不支持模型，但是在实行了市场经济改革后在5％显著水平上可以用出口变动率来估计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但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虽然也支持动态贸易乘数模型观点但只在1％水平上显著，原因可能是中国出口急剧增长带来外汇储备的大量盈余和贸易失衡，也可能是估计变量的自由度太低所致。　　 在国际产业带动方面，研究资料显示，中国最近以来积极活跃地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在国际产业链中表现积极和活跃。论文重点以最典型的世界IT信息产业为例来说明在产业层面乘数机制和在国际之间的连锁带动效应是如何发生的。在世界计算机产业的新模式中，当地企业、政府和跨国企业都对世界产业的生产与出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新的合作模式中虽然具有雁行模型的痕迹，但是却蕴育着的潜力更加巨大的因素，“华商经济圈”在国际生产网络和价值创造产生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　　 关于人民币汇率波动率与中国进出口的关系，论文在月度数据基础上分别运用AR-GJR-M模型与CCF检验法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日贸易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汇率与出口之间存在双向均值-因果关系；汇率与进口之间存在单向方差-因果关系，即汇率向进口额的单方向波动溢出效应。从检验的角度，人民币汇率波动在影响中国对日本的实际出口变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与以往的结论有所不同。如果市场上有许多对冲工具的话，即使不能够实现完全对冲，企业也可以通过这些工具来减轻汇率风险。然而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外汇风险管理体制并不健全。　　 综上所述，作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运用新的内涵的乘数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特点和各种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