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刑法修正案(九)》修正案颁发以来,我国反腐斗争力度空前加大,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反腐工作取得压倒性胜利。然而,以受贿罪为例,通过对200份刑事判决书的数据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现阶段腐败犯罪量刑仍旧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最突出的问题是量刑的从严度不够,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缓免刑适用率畸高和量刑情节的否定性评价不足,此问题容易降低我国社会群众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信任度,潜在的腐败犯罪分子也易轻视法律的惩罚作用,进而走向犯罪。除此之外,为解决腐败犯罪量刑问题,我国对量刑机制进行了修改,现阶段的两元量刑机制虽较之以往有所改变,但衔接式法定刑为腐败犯罪量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数额”与“情节”权重存在偏颇。此问题的主要表现为数额在量刑中仍具有决定性作用。另外,司法人员因素质低对量刑情节把握不准,不同法院对同一情节要素的认定存在大的差别。最后,我国腐败犯罪仍旧存在量刑有失均衡问题,其突出表现形式为腐败犯罪的罚金刑的适用不均衡和量刑的个体、区域差异性明显。这些问题的存在既不利于社会民众对法律公正性和权威性的信任,也妨碍了反腐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从犯罪学角度寻求腐败犯罪量刑问题产生的原因,我们看到刑事政策对腐败犯罪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刑事政策本身存在封建成分和不稳定性等问题、部分司法人员对刑事政策的误解误读都是导致量刑从严不够的原因。其次,我国腐败犯罪量刑的相关法律规定较为模糊,现存的两元量刑机制弹性不足、刚性有余。最后,一些非规范因素对我国腐败犯罪量刑工作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否认,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导向都影响着腐败犯罪的量刑,司法运行机制内部的不畅通也是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之一。为了避免此类问题发生,应在顺应反腐力度不断加强的时代潮流背景下,全面准确理解刑事政策对我国反腐量刑工作的指导作用。任何刑事政策和法治观念的实现最终都是通过司法机关根据法律程序来进行落实。因此,应努力提高司法人员的理论素养使之有助于加深对刑事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另外,用科学的理论指导腐败犯罪量刑是解决腐败犯罪量刑问题的关键点,坚持我国刑法三大原则,细化相关的法律规定,科学合理构建我国腐败犯罪量刑机制,完善量刑听证制度,从而推进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