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与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支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在规模与速度上均取得重大发展,引起国内外诸多关注。许多学者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展开广泛探讨,其中,关于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等因素的研究尤为普遍且结论较为一致。然而,基于文化距离视角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研究相对较少且结论莫衷一是。适逢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与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因此,深入探讨当前环境下文化差异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对于我国实现未来OFDI更为全面高效发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均具有深刻意义。本文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经典理论,分别梳理国内外关于文化距离与OFDI区位选择互动关系的文献,阐释文化距离的“外来者劣势”与“外来者收益”效应,分析文化距离对OFDI规模及区位流向的作用机制,并建立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信号博弈模型,从而提出理论假设。同时,本文借鉴并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将OFDI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文化距离为解释变量,并引入其余10个控制变量,利用2003-2016年中国对世界52个东道国OFDI存量面板数据,分别进行将文化距离作为整体变量和组合变量的全样本检验、针对东道国区位异质性的三组分样本检验、替换解释变量和更换回归方法两种方式的稳健性检验以及引入交叉项的进一步讨论,对回归结果逐一报告并给出分析。本文将主要研究结论归结为三点。一是从全样本检验结果来看,文化距离明显抑制我国OFDI流向及规模,一般来说,我国在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更偏好与我国文化距离较小的东道国;但不同维度上的文化距离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权力距离、男性度/女性度、不确定性规避三个维度的文化距离的消极影响更为突出。二是从分样本回归结果来看,文化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制约作用对于发达国家十分突出,但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并不显著;无论东道国是否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距离均显著为负,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纳中国OFDI受到文化距离的阻碍程度更弱一些;对于非亚洲国家而言,我国更倾向选择文化距离较小的国家投资,对亚洲国家却恰好相反,文化距离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三是从引入交叉项的进一步讨论检验结果来看,中国GDP增长与对外贸易可以正向调节文化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流向的负面效应。本文最终提出以下建议:寻求文化交流、跨国人才流动等多种途径缩小文化差异、减少文化摩擦;依据区位差异制定投资策略;推动经济发展、加强对外贸易往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