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气管哮喘是由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和T淋巴细胞等多种炎性细胞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因而哮喘的遗传研究一直是哮喘发病机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哮喘遗传流行病学调查和双胎分析提出哮喘具有遗传趋向，并提出不同的遗传方式；随后又对与哮喘有密切关系的性状如总IgE滴度、特异性IgE滴度和气道高反应性进行了大量的遗传研究；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技术的进步，使哮喘基因的染色体定位成为可能。但是哮喘是一个复杂性遗传疾病，具有遗传异质性和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种族、国家甚至不同的区域遗传对哮喘发病机制的影响都有可能不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尚未对哮喘的遗传机制进行系统性研究。本研究（1）采用遗传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分析遗传因素对中国重庆哮喘病人的影响；（2）收集哮喘遗传家系，分析总IgE滴度、皮肤挑刺试验（SPT）、气道高反应性（BHR）和嗜酸性粒细胞（EOS）在家系成员中的相互关系和遗传方式；（3）用连锁分析和连锁不平衡检验对哮喘易感基因进行初步定位；（4）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检测CC16基因、IL-4受体基因的多态性与中国重庆哮喘发病情况的关系。主要结果如下：1．中国重庆哮喘的遗传度为84.65±4.47%，先证者一、二级亲属哮喘患病率分别为15.97%和4.28%，明显高于对照组患病率2.51%。分离比结果为0.18。2．哮喘家系一级亲属发病的相对风险为7.38，二级亲属发病的相对风险为4.52，同胞对发病的相对风险为4.47。3．共收集28个哮喘遗传家系，124例个体。在家系成员中哮喘病人和正常人的BHR、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以及SPT阳性有显著差别（P<0.01 和P<0.05）；而两者间的总IgE和EOS无显著差别，但总IgE在家系成员与人群中无哮喘史、无特应症病史的对照比较有显著差别（P<0.05）。4． 哮喘家系成员的正常人中有8例（8/52）有BHR，此8例中伴有总IgE增高的为6例，同时伴有SPT阳性的3例。5． 家系中哮喘病人BHR和总IgE的遗传分布图均为双形态分布；个体同时存在BHR和总IgE增高的占40 %； 父母同时或父母任一方总IgE增高其子女总IgE增高<WP=9>的大于50%以上。总IgE增高同时伴有SPT阳性的占76%。6．父母任一SPT阳性其子女SPT阳性占77.7%，与父母双方SPT均为阴性的比较有显著差别（P<0.05）；父母均为BHR对其子女BHR的影响最大，达93.75%。7．5号、6号、9号和11号染色体标记与总IgE、SPT、BHR和EOS性状的连锁分析，在5号染色体的D5S419位点与BHR的lod值为1.265（重组率θ=0），在11号染色体的D11S935位点与EOS的lod值为1.149（重组率θ=0）。8．5号、6号、9号和11号染色体与性状的连锁不平衡检验观察到，D6S1610和D9S161位点与SPT阳性存在连锁不平衡（P<0.05）；D9S161、D11S987和D11S1320与总IgE增高存在连锁不平衡（P<0.05）；D9S161与BHR存在连锁不平衡（P<0.05）。9．CC16基因第一外显子G38A多态性检验，CC16基因第一外显子多态性在重庆哮喘和正常人群的分布：突变纯合子频率两组之间比较无显著差异（RR<1，95%CI为0.284-0.831）。突变等位基因频率两组之间比较无显著差异（RR<1，P<0.05）。10．IL-4R基因Q576R和S786P的多态性检验，在重庆哮喘和正常人群的分布：Q576R突变纯合子频率在正常人群和哮喘病人均较低。S786P突变纯合子频率两组之间比较无显著差异（RR>1，95%CI为0.903-2.623）。突变等位基因频率两组之间比较无显著差异（RR<1，P<0.05）。结论：1．中国重庆哮喘的遗传方式符合多基因遗传病特点，遗传因素是哮喘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同胞对发病的相对风险较高，可用全基因组扫描连锁分析定位哮喘遗传易感基因。2．在本研究家系中BHR和总IgE的遗传方式均以单基因遗传方式为主，并且BHR和总IgE可能是独立的遗传控制。总IgE超常的遗传方式可能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伴不完全外显。 3．父母特应症增加子女特应症的发病风险。4．在D5S419、D6S1610、D9S161、D11D935、D11S987和D11S1320位点附近可能存在哮喘易感基因。5．CC16基因第一外显子、IL-4R基因第576位和786位的多态性可能与中国重庆哮喘人群的发病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