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中的环境保护条款作为一项国家目标划定了国家发展的方向。其既衍生出了国家为达致该方向所应承担的责任,也构成国家为执行该目标任务而拥有相关事权的宪法法源。由于环境保护专业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行政权力成为了目标达成的主要力量,宪法亦因此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和管理职权赋予中央政府行使。解释宪法中央地关系条款的规范意涵并结合《地方组织法》在人事、职能和《立法法》在权力内容上关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事务的规定可知,地方政府在宪法固有意义上拥有不依赖于中央政府的环境事权。同时,中央政府基于环境保护的统一管理权和对各级政府的职能调整权,有权将本属于其的环境事权委托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政府因此拥有地方固有层面和中央委托层面的两类环境事权。要想对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事权的归属层级进行清晰表达,需要参照环境公共服务的受益范围与溢出范围、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性和平等性、环境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和政治激励等多项标准,在法律和地方性法规之中进行明确规定。然而我国现行规范对政府环境事权央地性质的划分工作却并不到位。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政府环境事权高度重合,地方固有事权和中央委托事权常常混淆,行政化的事权调整手段亦成为常态。这导致了各级政府之间环境保护事务的权责不等,也导致难以构建起一套与事权性质相对应的支出责任保障体系。为此,在规范层面,法律需要在明确规定中央环境事权的同时,列举地方环境事权的创设范围和划分层级进而为地方性法规提供指引;地方性法规须结合地方实际形成自身的环境事权,并进一步明确省以下政府层级间的事权划分。在事权调整层面,须构建事权界分的动态调整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保障事权调整的合法性和可预期性。在支出责任层面,须通过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参与型的预算约束制度,保障支出责任与政府环境事权的大致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