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的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是证券市场的基础，通过新股的发行和认购，金融资源有选择地进入实体经济，股票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传递到证券市场之外。IPO抑价是指新股的发行价格经常性地低于其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从而使一级市场的投资者在新股上市当日即可获得超额回报。IPO抑价反映了IPO过程中的非效率现象。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很多研究者从信息经济学、公司治理和行为金融等不同角度来诠释IPO抑价现象，但远未形成共识，IPO抑价一直作为现代金融学研究十大“谜”之一(Brealey和Myers，1991)而延续至今。近十几年来，一些学者把IPO抑价作为股票发售机制效率的衡量指标，试图从制度安排方面探索IPO抑价的来源，但大多在特定的股票发售机制框架内研究IPO抑价问题，既未能充分说明发售机制的选择对IPO抑价的影响，又很难解释发售机制演进的内在规律。IPO抑价和股票发售机制的研究仍有很多空白点。此外，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和转轨经济国家，远高于正常水平的IPO抑价和与特殊国情相适应的股票发售机制选择问题也一直是我国IPO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进行IPO抑价和股票发售机制选择的理论研究同时，也对我国的此类现实问题给予高度关注。 本研究以内生信息为主要假定条件。在IPO研究中，股票估价信息的拥有可以是外生的，即信息所有者无成本地天然拥有；也可以是内生的，即信息所有者须支付相应的成本来获取。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信息的日趋纷繁庞杂，内生信息的假定更接近IPO市场的现实。现有的IPO理论成果大部分以外生信息为假定前提，认为信息先天非均匀地分布于各参与主体，IPO抑价是信息拥有方让渡信息而收取的“租金”。外生信息的假定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IPO抑价的成因，但过于严格和抽象，对一些现实问题缺乏足够的解释力。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在内生信息的假定下研究IPO抑价和发售机制问题。本文正是遵循后一种研究范式，认为信息内生于所有的IPO参与主体，并得出了不同发售机制所依赖的参与主体的信息获取效率决定了该机制均衡的抑价水平和演进趋势的结论。 本论文按以下思路展开论述：首先从现有理论评述和国际股票发售机制演进两个层面切入研究主题，在回顾现有理论成果的同时，从实践角度考察理论的解释能力以及股票发售机制选择的影响因素；其次是以内生信息成本为基础构建股票发售机制理论模型，对IPO抑价形成的机制性原因和发售机制演变的内在规律作出新的诠释，并形成可证伪的研究结论，然后利用我国证券市场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对我国累计投标询价制改革和抑价情况进行考察，并就我国股票发售机制的优化路径提出自己的建议。 第一章为绪言。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内容和意义；其次以信息的不对称分布为主线，对国内外有关IPO抑价和发售机制的最新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最后介绍研究思路、框架安排、研究方法和创新性。 第二章考察国际股票发售机制的演进趋势及影响因素。本章在分析股票发售机制在世界范围内演进变化的基础上，用Logistic回归方法归纳出对各国发售机制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旨在从现实角度切入问题，提炼和构造模型环境。 第三章考察股票首次公开发行的内在机理。该章首先分析参与股票发行的博弈主体及其所希望实现的利益目标；其次分析信息不对称对IPO各方的影响；最后分析股票发售机制设计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等方面的功能作用。 第四章为本论文的研究重点，考察了累计投标询价、拍卖和固定价格等三种主要发售机制在内生信息条件下的均衡情况和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该章首先阐明了模型的立论基础和信息环境，并特别假定投资者决策交流形成的“认购风潮”(cascade)效应发生于累计投标询价制而不是固定价格发售机制。其次，在引入投资银行的声誉损失函数和信息成本函数的基础上建立了内生信息条件下的固定价格发售机制模型，并对累计投标询价理论模型进行重构，然后结合拍卖模型分析三种发售机制下的博弈均衡情况。最后比较了三种发售机制下均衡的IPO抑价水平，考察了股票发售机制的选择和演进的内在规律。 第五章为理论模型的实证检验部分。本章将上述理论演绎的假定条件和主要结论整理成几项可验证的假说，利用我国股票发售机制变迁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计量检验。检验的结果直接支持了理论模型的主要结论一一累计投标询价制和固定价格发售机制的IPO抑价水平的比较取决于投资银行和机构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效率的比较，也初步验证了投资者决策交流所产生的认购风潮效应产生于累计投标询价制而不是固定价格发售机制。 第六章考察我国现阶段股票发售机制的改革实践，研究了我国正在进行的累计投标询价制改革及其对IPO抑价的影响，探讨了本次询制价制改革的意义和存在问题。 第七章是优化我国股票发售机制的路径选择探讨。主要的建议是修补现行的询价制的功能缺陷，并在适当时机引入超额配售权和预发行交易机制作为配套机制。 第八章为研究结论与展望，主要是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梳理，并探讨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总之，本研究主要从股票发售机制选择方面诠释IPO抑价的原因，并以IPO抑价为衡量指标考察股票发售机制运转的效率，通过理论模型的构建和相关买证检验，力图揭示内生信息条件下IPO抑价与股票发售机制选择的关系，剖析发售机制设计、选择和演进的内在规律，考察我国特殊制度环境下的IPO抑价与股票发售机制选择与优化问题。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首次利用内生信息的研究范式考察三种股票发售机制，克服了以往由于前提假定的不同而造成的股票发售机制比较的困难，并构建了基于内生信息的固定价格发售机制模型。 2．首次引入了投资银行声誉损失函数，认为股票价值信息不仅仅内生于投资者，也内生于投资银行。固定价格股票发售机制主要依靠投资银行获取信息，信息获取的数量和准确度取决于投资银行的信息成本函数和声誉损失函数。 3．根据不同股票发售机制下信息生成和流动的特点，在内生信息假定的基础上探讨了投资者决策信息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及其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与we lch(1992)认购风潮模型的相反，本文认为投资者决策信息的互动发生于累计投标询价制而不是固定价格发售机制，并以此对累计投标询价制模型进行了改造，从而能更好地解释询价发行条件下的IPO抑价问题。 4．通过内生信息平台的搭建，得出了基本与IPO实践相吻合的研究结论。本研究认为，在内生信息条件下，不同股票发售机制IPO抑价程度取决于该机制的信息获取效率，而信息获取的效率又取决于它所依赖的信息主体。因而，不同信息主体的效率差异决定了不同股票发售机制IPO抑价程度的差异。固定价格发售机制向累计投标询价演进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机构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效率高于投资银行。该结论不仅有助于说明世界股票发售机制演进趋势，也有利于理解机构投资者在我国询价制改革中的重要性。 5．主要结论够得到实证材料的较好支持。本文利用我国股票发行市场有关数据所作的实证检验不仅基本能够支持理论演绎的主要结论，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理论模型的一些前提假定。